乾隆给祖先改名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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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雍正其他儿子是弘字辈,年氏的儿子是福字辈

  按照康熙皇帝留下来的规矩看，雍正皇帝的儿子都应该是弘字辈，然而雍正皇帝和年氏的几个儿子都是福字开头，其实这并不是因为雍正皇帝打破了规矩，而是因为雍正皇帝当时只是给年氏的几个儿子用福字想了乳名而已，其目的也是为了让年氏的儿子有福气一些。

  清朝时期，皇子公主们的名字其实都是有规定的，不同的皇帝的孩子都会用不同的字来起名，例如康熙皇帝的儿子都是胤字起头，例如胤禛、胤祥等，但是等到雍正皇帝继位以后，这些胤字开头的皇子就不能够继续用胤字了，这就是为了避免冲撞雍正皇帝的名讳，而雍正皇帝便让这些皇子将胤字改为了允字，所以像果亲王、慎郡王都是以允字开头的。而雍正皇帝继位以后，按照清朝祖先留下来的规矩看，雍正皇帝的儿子都要以弘字开头，例如后来的乾隆皇帝弘历，乾隆皇帝的哥哥叫弘时。

  在雍正皇帝的儿子中却有几个“福”字开头的皇子，他们都是敦肃皇贵妃年氏的儿子，而雍正皇帝当时之所以要给年氏的儿子用福字取名，其实就是为了给年氏的儿子增加一些福气，因为年氏本身身体是非常不好的，所以年氏生的孩子身体也非常孱弱，生下来就是病恹恹的，但是雍正皇帝却非常喜欢年氏的孩子，于是便在他们生下来以后就用福字给他们取了名字，希望这些孩子能够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地长大。

  但是雍正皇帝当时给那几个皇子取的名字并不是大名，而是小名，等到那几个孩子渐渐长大以后，雍正皇帝会好好给他们想一个弘字开头的名字的，然而那几位皇子都不幸夭折了，所以他们才没有得到弘字开头的名字。

  古人为什么起号

  现在的人，大多数有“名”，无“字”，所以当我们说到“名字”的时候，通常指的仅仅是人的名，或姓名。可是，在古代多数人，尤其是做官的和知识分子既有“名”又有“字”，有些人名、字之外还有“号”。

  （一）什么是名、字

  所谓“名”，是社会上个人的特称，即个人在社会上所使用的符号。“字”往往是名的解释和补充，是与“名”相表里的，所以又称“表字”。《礼记·檀弓上》说：“幼名、冠字。”《疏》云：“始生三月而始加名，故云幼名，年二十有为父之道，朋友等类不可复呼其名，故冠而加字。”又《仪礼·士冠礼》：“冠而字之，敬其名也。君父之前称名，他人则称字也。”由此可见，名是幼时起的，供长辈呼唤。男子到了二十岁成人，要举行冠礼，这标志着本人要出仕，进人社会。女子长大后也要离开母家而许嫁，未许嫁的叫“未字”，亦可叫“待字”。十五岁许嫁时，举行笄礼，也要取字，供朋友呼唤。

  在上古，早期的人名一般都很朴实，如夏商两代留下的人名孔甲、履癸、外丙、雍己、盘庚、武丁、小辛等，都以干支人名，可能与当时人重视时辰的观念有关。后来随着社会的前进，语言文字的发展，意识观念的加强，人名越来越复杂，给人起名也成了一门学问。取名时，要对其所包容的内涵慎重考虑，反复斟酌。《左传·桓公六年》记载着春秋时代命名的五个原则：“名有五，有信、有义、有象、有假、有类。”这是鲁国大夫申儒在回答桓公问名时提出来的，意思是：或根据其出身特点，或从追慕祥瑞、托物喻志、褒扬德行、寄托父辈期望等几个方面比照取名。并且提出七不：“不以国、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隐疾、不以畜牲、不以器币”来取名。

  古人命名重取义、重内涵的做法，几千年来一直延续至今。对于所生男孩、女孩，因其生理。性格以及将要从事的职业不同，所以取名也就有了差别。对男的取名多用威武勇智、刚强猛毅之字，对女的多选贤淑、艳丽、优美动听之词。

  取名还反映着时代特点，上面提到的夏商两代喜欢用干支人名就是典型的例子。后来在长期封建社会里，官宦富贵之家，多以忠孝节义、福禄寿康、升官发财之义来命名，所以叫仁、义、礼、智、信、得福、德贵、延寿、荣升、继祖、耀祖、续宗的人特别多。平民百姓也想过好日子，盼望多子多孙，上学念书，所以叫富贵、德福、进财、志学、平安、长顺、满仓、满囤、保成、金锁、栓柱等名字的特别多。

  建国后又出现了许多新名，如建国、援朝、卫国、拥军、建军、支越、留苏、卫东、红卫、文革、学工、支农等。

  开放以来，又兴起取外国名宇，这就不可取，不可提倡了。

  （二）表字和名在意义上有何联系

  古人取表字十分讲究，情况也非常复杂，但仔细考察、分析、研究，也是有规律可寻的。如常见的有按兄弟行辈中长幼排行的次第取字，如孔子排行老二，所以字仲尼，他还有个哥哥为老大，字孟跛。最典型的要属三国时东吴孙氏弟兄了。孙策为长子取字伯符；孙权为次子取字仲谋；孙翊排行老三，取字叔弼；孙匡排行老四，取字季佐。

  还有在表字上用“子”的情况也很多，因为“子”在古代是男子的美称或尊称。所以人们喜欢用它，如孔桩，字子思；仲由，字子路；司马迁，字子长；曹植，字子健；苏轼，字子瞻；杜甫，字子美；袁枚，字子才。

  这些表字虽然常见，但是与本名联系不大，实际上伯、仲、叔、季和子，还不是真正的表字，而它们后面的那个字如“策”、“权”、“思”、“长”、“美”等才是表字的主要成分。这个主要成分与本名意义是有联系的，下面分别作介绍：

  1．意义相同的：即表字和名意义相同，相通，是并列关系，所以又叫“并列式”。如：

  屈平，字原。广平曰原，意思相同。

  颜回，字子渊。渊，回水也，意思相同。

  宰予，字子我。予，我也，意思相同。

  樊须，字子迟。须、迟都是“待”义。

  张衡，字平子。衡、平义同。

  陆游，字务观。游、观义同。

  曾巩，字子固。巩、固义同。

  班固，字孟坚。坚、固义同。

  孟轲，字子舆。轲、舆都是车。

  2．意义相近的：即表字和名意思相近，但不完全相同，可以互为辅助，称做“辅助式”。如：

  梁鸿，字伯鸾。鸾和写都是飞禽，但不是一种，鸿雁和鸾凤可以互为辅助。

  陆机，字士衡。机、衡都是北斗中的星名，互为辅助。

  郑樵，宇渔仲。樵是打柴的，渔是钓鱼的，常为侣伴，互相辅助。

  李渔，字笠翁。渔翁常戴蓑笠。

  陈琳，字孔璋。琳、璋都是玉石制品，互为辅助。

  3．意义相反的：即表字和名意思正相反，这种情况可称为“矛盾式”，如：

  曾点，字皙。点为黑污，皙为白色。

  朱熹，宇元晦。熹是天亮，晦是黑夜。

  刘过，字改之。改了就不为过错。

  王绩，字无功。成绩和无功正好相反。

  4．意义相顺的：即表字与名往往出自一句话中，意思相顺，而且字为名的意思作补充解释或修饰，这种情况，可称做“扩充式”。如：

  徐干，字伟长。《孔丛子》曰：“非不伟其体干也。”名和字在一句话中意思相顺，而且字对名作了补充解释。

  曹操，字孟德。《荀子·劝学》篇说：“生乎由是，死乎由是，夫是之谓德操。”字和名在一句话里，合成德操，即道德操守，字对名作了修饰性解释和补充。

  赵云，字子龙。《周易》说：“云从龙，风从虎。”名和字在一句话中，意思相顺。

  陆羽，字鸿渐。《周易》日：“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字对名作了解释。

  高明，字则诚。《礼记》日：“诚则明矣。”名和字在一句话中，诚是明的前提条件，明是诚的后果。

  于谦，字廷益。《尚书》说：“谦受益。”名和字在一句话中，谦是前提条件，益是谦的后果。

  5．意义相延的：即表率意为名字意思的延伸。这种情况可称之为“延伸式”。如：

  李白，字太白。太白指太白金星，这是对太意的延伸。

  杜牧，字牧之。牧之即放牧，延伸解释了牧的含义。

  杨达，字士达。士达，即士进的意思，进一步延伸了达的含义。

  丘锡，字永锡。永锡是“永锡难老”的省约，出自《诗经·鲁颂》，延伸了锡的含义。

  雷简夫，字太简。也是延伸强调了简义。

  （三）古时怎样称呼名和字

  在古代，由于特别重视礼仪，所以名、字的称呼上是十分讲究的。在人际交往中，名一般用作谦称、卑称，或上对下、长对少的称呼。平辈之间，只有在很熟悉的情况下才相互称名，在多数情况下，提到对方或别人直呼其名，被认为是一种不礼貌的行为。平辈之间，相互称字，则认为是有礼貌的表现。下对上，卑对尊写信或呼唤时，可以称字，但绝对不能称名，尤其是君主或自己父母长辈的名，更是连提都不能提，否则就是“大不敬”或叫“大逆不道”，所以便产生了我国特有的“避讳”制度。这里暂时不说，下边再详细介绍。

  在古代名和字连起来称呼，也是为了表示尊敬。有两种情况，值得我们注意：

  第一种情况是在先秦时期，当名和字连称时要先字后名。如：

  孔父嘉，孔子在宋国的祖先，“孔父”是字；“嘉”是名；姓为“公孙”。

  叔梁纥（he），孔子的父亲，“纥”是名；“叔梁”是字；姓为“孔”。

  孟明视，百里奚的儿子，“视”是名；“孟明”是字；姓为“百里”。

  西乞术，蹇叔的儿子，“术”是名；“西乞”是字；姓为“蹇”。

  白乙丙，蹇叔的儿子，“丙”是名；“白乙”是字；姓为“蹇”。

  第二种情况是汉朝以后名字连称时，先“名”后“字”。如：

  “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干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场德进，东平刘桢公干…··”这是曹丕《典论·论文》中的一段话，提到“建安七子”名字连称，都是先名后字。

  （四）别号

  在古代有的人除名、字外，还有“号”。号是人的别称，所以又叫“别号”。号的实用性很强，除供人呼唤外，还用作文章、书籍、字画的署名。如卢仝《玉川子诗集》、杜牧《樊川文集》、《松雪六体千字文》、老莲《荷花鸳鸯图》等。如果我们不熟悉古代文人作家的别号，就很难知道这些作品的作者是谁。对古代文人作家我们不但要掌握他们的名和字，而且还要记住他们的号。

  1．号的来历

  起号之风，源于何时，文献资料上没有详细记载，大概在春秋战国时就有了。像“老聃”、“鬼谷子”等，可视为我国最早的别号。东晋时陶渊明自号“五柳先生”，南北朝时代有更多的人给自己起了号，唐宋时形成普遍风气，元明清达到鼎盛，不但人人有号，而且一个人可以起许多号。如明朝画家陈洪缓有“老莲”、“老迟”、“悔迟”、“云门僧”等四个号。延至近代，用号风气一直不衰，如苏玄瑛号“曼殊”；齐磺号“白石”；何香凝号“双清楼主”。现代以来文人的号逐渐被笔名所代替。

  2．“号”是怎样形成的

  “号”的形成有两种情况：

  ①是使用者本人起的。封建社会的中上层人物，尤其是文人雅士，总喜欢给自己起个号。正因为“号”是自己起的，所以它不像姓名、表字那样要受家族、宗法、礼仪以及行辈的限制，可以自由地抒发和标榜使用者的志向和情趣，因此出现了许许多多各式各样的别号，但仔细分析，深人考察，仍可归纳出一些共同的特征：

  甲，鲜明的时代印记，如：

  唐宋时期，佛教在我国盛行，对中上层知识分子影响很深，所以许多人便以“居士”为号。李白号“青莲居士”；白居易自称‘香山居士”；苏轼号“东坡居士”，范成大自号“石湖居士”；李清照自号“易安居士”。

  元代崇尚道教，则文人以“道人”为号者尤其多。像冯子振号“怪怪道人”；乔吉号“惺惺道人”；任仁发号‘明山道人”；吴镇号“梅花道人”；赵孟頫号“雪松道人”。

  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的侵略宰割，清政府的腐败无能，造成国家苦难，民族危机。反对侵略，爱国图强成了当时的主旋律，所以不少人就按这个调子给自己起号。像谭嗣同号“北飞”；黄少配号“黄帝嫡裔”；陈天华号“思黄”；秋谨号“竞雄”等。

  乙，强烈的抒情色彩，如：

  宋人郑思肖，宋亡后隐居苏州，自号“所南”，以示不忘宋室；词人辛弃疾，重视农业，做官时提倡力田，奖励耕战，晚年退居农村，“更从老农以学稼”，自号“稼轩”；爱国诗人陆游，忧世愤俗，被权贵讥为不守礼法，他就自号“放翁”，以抒发对他们的蔑视；欧阳修晚年自号“六一居士”，是以一万卷书、一千卷金石文、一张琴、一局棋、一壶酒，再加上他本人一老翁来取号，表达了典型的文人情趣；明朝风流才子唐伯虎，自号“六如居士”。“六如”，按他自己的说法即人生如幻、如梦、如泡、如影、如露、如电。正好是失意文人消极情绪的抒发；南宋诗人杨万里号“诚斋”，因为抗金名将张浚曾以“正心诚意”勉励过他，光宗皇帝又亲书“诚斋”二字赐之。这样“诚斋”不但表现了他在学习上的“正心诚意”，而且还包含着他对国家的“真心诚意”。

  丙，深刻的寓意

  明朝末年画家朱耷，在明亡时取号“八大山人”。“八大”二字连写，似哭非哭，似笑非笑，寓哭笑不得意，来寄托自己怀念故国的悲愤之情。明末清初太原著名学者傅山，自号“朱衣道人”。明亡后，衣朱衣，居土穴中，清廷几次请他赴京应博学鸿词科试，都被他拒绝，坚决不与满清合作。“朱衣”表面看是红色的，实际上是明朝的象征，因为明朝皇帝姓朱，红是明的意思，寄寓着对明朝的深厚感情。南宋诗人戴复古，自号“石屏山人”，也寓含着一种精神。从他写的诗中可以看出来。《感遇》诗云：“人将作金坞，吾以石为屏。”“石”与“金”同样坚硬；“石”虽比不上“金”身价昂贵，但却素朴、古拙、气象峰峰，这正是作者人格精神的写照。北宋诗人张咏自号“乖崖子”，用他自己的话说：“乖则违众，崖不利物，乖崖之名，聊以表德。”可见，“乖崖子”这个号寄寓着他的性格、志向、品操。

  丁，特定名词的运用

  古人起别号多用一些特定名词。称“先生”的，如“五柳先生”（陶渊明），“甫里先生”（陆龟蒙），“东莱先生”（吕祖谦），“龙川先生”（陈亮），“兰谷先生”（白朴）；称“公”的，如“石公”（袁宏道），“眉公”（陆继仆），“任公”（梁启超），“剑公’（高旭）；称“子”的，如“幽忧子”（卢照邻），“知非子”（司空图），“归来子”（晁补之），“鹿非子”（黄景仁）；称“老人”的，如“少陵野老”（杜甫），‘老泉”（苏询），“千岩老人”（肖德藻），“黄华老人’（王庭筠），“西岩老人”（张之翰），“随园老人”（袁枚），“颖滨遗老”（苏辙），“滹南遗老”（王若虚）；称“翁”的，如“桑萱翁”（陆羽），“醉翁”（欧阳修），“涪翁”（黄庭坚），“放翁”（陆游），“笠翁”（李渔）；称“叟”的，如：“正斋叟”（关汉卿），“清痴叟”（陆采），“蝯叟”（何绍基），“蒙叟”（钱谦益）；称“外史”的，如：“海岳外史”（米芾），“会稽外史”’（王冕），“仇他外史”（梁辰鱼）；称“山人”的，如：“九华山人”（杜荀鹤），“少室山人”（胡应麟），“射阳山人”（吴承恩）；称“散人”的，如“湖海散人”（罗贯中），“顾曲散人”（冯梦龙），“清都散人”（赵南星）；称“渔和樵”的，如：“沂东渔父”（康海），“藕荡渔人”（严绳孙），“湖北桃花渔”（高濂），“雁宕山樵”（陈忱虎），“百子山樵”（阮大铖），“天目山樵”（张文虎）。

  ②是他人所起得到公认的。这种“号”叫“外号”、“绰号”或“混号”、“浑号”。它有极强的表义性，不但可以增强人们对各类人物的记忆，是名、字、号以外的一种补充，而且往往是人物面貌性格特征的一种写照或折光。《水淋传》一百单八将惟妙惟肖的绰号给读者留下了极为深刻难忘的印象。黑旋风李逢、豹子头林冲、青面兽杨志、花和尚鲁智深、霹雳火秦明、插翅虎雷横、拼命三郎石秀、浪里白条张顺等绰号，形象而准确地描摹了人物的性格、特长或生理特点。

  许多“外号”、“绰号”是在实际生活中相互戏滤开玩笑时起的，因而多含有讽刺讥笑的贬义，如春秋时秦国人们称百里奚为“五羖大夫”，这是因为他沦落楚国后，又被秦穆公用五张羖（黑公羊）皮赎回秦国做了大夫的；唐高宗时人称李义府“笑中刀”，又号“人猫”。是因为他做宰相时表现得外柔内奸；在宋朝人们给王珪的外号叫“三旨宰相”，是因为他任宰相十多年中除取旨、领旨、传旨外，不干别的事。

  在农村，送外号的风气更盛，像“大个驴”、“二瓦罐”、“三黄菜”、“四鸽子”、“八狗子”、“红枣”、“桃奴子”。“大鸭梨”、“夹皮核桃”、“五大麻子”、“干粮”、“二胡杏”、“三棒糙”、“仙家”、“白秃”、“黄毛”、“鸭子板”、“靠不上”等这些外号非常普遍。当然还有比这俗气的，这里就不提了。

  也有些外号并不含有贬义，如宋朝时人们因为宋祁写了“红杏枝头春意闹”的诗句，便称他为“红杏尚书”；唐代诗人温庭筠文思敏捷，八叉乎而成八韵，人们便称他为“温八叉”；大诗人李白才气横谥，下笔成章，人们便称他为“李谪仙”。在现代也有这种情况，诗人李季给冰心起绰号“余太君”，反映了这位文坛老祖母的崇高威望。这种“绰号”雅而不俗。

  以上讲的是“别号”。

  （五）富爵、地望

  人际交往中，除了称名、字、号以外，还要称“官爵”、称“地望”。古人认为这是最能表示尊敬的。如称“官爵”：

  杜工部、杜拾遗（杜甫）王右丞（王维）

  蔡中郎（蔡邕）三闾大夫（屈原）

  贾太傅（贾谊）张燕公（张悦）

  高常侍（高适）张祠部（张继）

  钱考功（钱起）张司业（张籍）

  如称“地望”：

  杜少陵（杜甫）韩昌黎（韩愈）

  柳河东（柳宗元）孔北海（孔融）

  岑嘉州（岑参）白香山（白居易）

  王江宁（王昌龄）贾长江（贾岛）

  韦苏州（韦应物）刘随州（刘长卿）

  “官爵”和“地望”又成了名、字、号以外的又一别称。

  （六）少见的数字姓名

  在我国古代，有些人用数字作为自己的姓名，数量虽然不多，但在古书中会遇到，所以这里需要提一下，引起我们的注意。以数字为姓名的有三种情况：

  1．姓是数字的，如：

  一善：明成化年间河北定州人，曾任蒿明县丞。

  二直：唐玄宗开元年间，在宫中任中尉。

  三月八：在元代任云南行省右丞。

  五梁：安南人，在三国蜀汉任谏议大夫。

  七希贤：施州卫人，明代正德年间任永春县训导。

  八通：在明代正德年间任礼部主事。

  九嘉：唐代夏津人，在高祖武德年间做翰林学士。

  十华：宋代乾兴年间进士。

  2．名是数字的，如：

  秦七：秦少游

  黄八：黄庭坚

  柳八：柳宗元

  元九：元镇

  崔九：崔兴宗

  李十一：李构直

  张十二：张贾

  李十二：李白

  韩十八：韩愈

  李二十：李绅

  白二十二：白居易

  3．姓、名都是数字，如：

  六·十七：清代人，《游外诗草》和《台阳杂咏》的作者。

  七·十一：清代乾隆年间进士，《西域闻见录》作者。

  八·十六：乾隆年间封的将军。

  九·十：嘉庆时做广西提督。

  用数字作名字，在唐朝就形成风气，清朝时满族人更喜欢这样取名。据不完全统计，仅乾隆年间写入官修史书中的数字名就有110个，民间尚不算在其中。如六十七、七十五、八十六等。那么这些数字名是根据什么起的呢？大多数是在小孩降生时，根据其祖父母的年龄或父母的年龄之和数，作为这个孩子的名字。

  唐朝时，那些数字名则是表示同祖父母或同曾祖父母兄弟之间的排行。

  为什么满清皇子的名字大多用生僻字呢

  对清朝历史有所了解的朋友可能会发现，清朝的皇帝、皇子取名字都特别喜欢用生僻字，比如著名的四阿哥（即雍正皇帝）名字叫胤禛、嘉庆皇帝名字叫颙琰、道光皇帝名字叫旻宁。这些名字估计大部分中国人都不认识。为什么清朝的皇帝对生僻字情有独钟呢？

  清朝早期的皇帝、皇子，在取名方面跟其他满人一样，没有什么特别的讲究。清太宗叫皇太极，他的大哥叫褚英、二哥叫代善、五哥叫莽古尔泰、十四弟叫多尔衮、十五弟叫多铎。他们除了姓氏全部是爱新觉罗外，名字都比较随意，二字、三字、四字的名字全都有。

  清朝入关后，顺治皇帝在给自己儿子取名的时候，也还是按满人的传统，顺治帝长子叫牛钮、次子叫福全（顺治帝名字叫福临，按汉人的传统，父亲和儿子在名字上用同一个字给人感觉像是同辈，简直不成体统）、三子叫玄烨，即著名的康熙皇帝。

  康熙皇帝幼年继位，深受汉文化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体现在清朝的诸多国策上面，连子孙取名上，也仿照汉人家族，用字辈的方式给子孙命名排辈，以便区别长幼尊卑和血缘远近。

  康熙皇帝选择了“胤、弘”二字作辈分，乾隆皇帝选择“颙、旻、奕、载”四字，道光帝续了“溥、毓、恒、启”四字，咸丰帝又续“焘、闿、增、祺”四字。所以从雍正皇帝开始，满清宗室辈分排序为：“胤、弘、颙、旻、奕、载、溥、毓、恒、启、焘、闿、增、祺”。

  看到这里很多人可能就会发现，在这些字辈中，许多都非常生僻，甚至平时看都没看过。这就要说到中国古代有一条很霸道的规矩，那就是避讳。

  所谓避讳就是对于君王和尊者的名字，必须避免直接说出或写出。《公羊传·闵公元年》中有一条写道：“春秋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这是古代避讳的一条总原则。

  康熙皇帝登基后，因为避讳的原因，所有和“玄”、“烨”两字有关的文字，一律都要修改。比如紫禁城的北门原叫“玄武门”，但为了避讳而改成了“神武门”。这种因避讳而被迫改名的规矩在中国已有几千年的历史，不过康熙皇帝觉得这个规矩华而不实，而且会造成民力财力毫无必要的浪费。但身为封建帝王，他也不愿意皇帝的名讳被世人所称呼。于是，康熙就在给儿子取名上，尽量选择用生僻字，这样将来无论哪个儿子登基成为皇帝，百姓在避讳上面就会减少很多麻烦。

  清朝皇帝、皇子取名喜欢用生僻字，其实也可以说是一项民心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