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本的翻页顺序演变过程
1、绳串联
中国的书籍出版有着悠久的历史，书籍的装帧形制，也是随着书籍的生产工艺和所用材料的发展变化而不断地演变着。
一般认为，中国最早的书籍是商代刻有文字的龟甲或兽骨，距今已有3000余年。当时，为了便于保存，将内容相关的几片甲骨用绳串联起来，这就是早期书籍的装帧形式。
从商代后期开始，出现了青铜器铭文，统治者将重要文书铸于青铜器上。特别是到了西周，铭文可以容载较多的文字。西周的毛公鼎的铭文达500字，因人们多把古代这种铸之铜器上的铭文看作古代“原始书籍”形式之一，故多数书史家认为，它也是古代书籍装帧的一种形制。
2、竹简
竹简是纸发明前最具代表性的书籍形制。它可以根据文章的长短，任意确定简数，一简书字一行，最后用上下两道绳编串起来，卷捆后保存，还有苇编和丝编两种，考究者用织物缝袋装入。竹简约起源于西周后期，一直延用到公元4世纪。竹简除以竹制成外，也有用木者称木简。与竹简
并行的还有木牍，制成长方形木片，用于书写短文。
3、帛书
帛书是略晚于竹简的一种书籍形式，它是将文字书写于丝织品上，其装帧形制是缝边后成卷存放，由于材料昂贵，多为统治者书写公文或作绘画用，一般书籍使用较少。
4、石经（石碑）
石经也是古代书籍的一种形制。最有代表性的是《熹平石经》，它开刻于东汉熹平四年（公元175年），将儒家七经刻于46块石碑上，总字数20多万字。它立于洛阳太学门前，供人们阅读、传抄和校正，它的功能超过了一般书籍。其形制是双面刻字，文字竖向阅读行列整齐，碑呈U字形排列。其它如隋代开刻的房山云居寺佛教石经，虽年代晚于《熹平石经》，但其影响更大，价值亦高。
5、拓印（卷轴）
纸张发明后，出现了一种拓印形式。它可以将各种石刻文字复制在纸上，经裱装成卷后便于保存和阅读。后来这种方法又用于青铜铭文的拓印和陶文的拓印。从南北朝到隋代的宫廷藏书中，各种拓印件是一个重要的类别。
纸发明于公元前二世纪；从公元二世纪起，纸才较多地用于书写；公元二世纪，纸的使用才更为普遍，成为书籍载体的主要材料，纸质写本书籍的装帧形制有多种变化，最早的写本书延用了简策和帛书的形式，即卷轴装。唐代初期，在卷轴装的基础上，又出现一种旋风装，过去，由于只见记载，未见实物，因而对旋风装的形制众说不一。宋代张邦基称这种装帧为“逐页翻飞，展卷至末，仍合为一卷”；清代叶德辉称其为“鳞次相积”；也有人认为是将经折装首尾相连即为旋风装。后来发现了唐代《唐韵》写本，是将所写书页逐张依次错开贴于卷轴底纸上，阅读时打开逐页翻阅，读毕仍卷为一轴，其外观与卷轴相同，从而证明前两种说法是正确的。
6、经折装、旋风装和蝴蝶装（印刷术发明初期、辽金时代的书籍装帧）
经折装起源下南北朝，其形制是将所写书页按顺序裱贴在一起，再一正一反连续折叠，再裱以前后护封。
印刷术发明前，书籍的装帧形制，一般只有上述几种。印刷术发明后，卷轴装、经折装仍在继续使用，但在使用材料，开本的大小，装潢工艺等方面，仍不断有新的发展。并且随着印刷技术的发展，新的书籍装帧形式也不断出现，先后有蝴蝶装、包背装、线装等。
印刷术的发明，标志着书籍的出版进入了新的时期。由于生产手段的改变，使书籍能够快速大量地生产，使更多人能有读书机会；书籍需求量的增加，又促使了出版印刷业的繁荣和发展。出版者对书籍的装帧形制则越来越重视，从开本的选用、版芯的大小、字体和行格、装帧形式、封皮的用料等，都体现了完整的古代书籍装帧艺术。
印刷术发明于隋未唐初，现存最早的印刷品是刻印于公元704年前后的《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敦煌发现的《金刚经》。刻印于公元868年，都为卷轴装。由此可知，卷轴装为印刷术发明初期最常用的一种装帧形式。最早印刷的一般书籍是《唐韵》，其装帧形式可能是旋风装，约印于唐晚期。
从唐到五代，印刷还不普及，只有西安、四川、淮南、汴京、吴越等地有印刷记载。到宋代，出版印刷业才逐渐普及，政府印书、民间印书、学校印书、寺院印书都发展起来，印书的地域也更为广阔。与此北京也出现了出版印刷业。过去对辽代北京印刷的书籍，多数只见于记载，实物留传的很少。例如：辽统和十五年（公元997年）燕京僧行均编的《龙龛手镜》，乾统年
间（公元1101～1110年）刻印的医书《时后方》、《百一方》，以及辽代刻印工程浩大的佛经总集《契丹藏》。1974年在山西应县木塔四层佛像胸中，发现了一批辽代印刷品，大部分为北京所刻印，其中刻印年代最早的是辽统和八年（公元990年）“燕京仰山寺前杨家印造”的《土生经疏科文》一卷，最晚的为天庆年（公元1111～1121年）刻印的《菩萨戒坛所牍》一书。其他书籍有《契丹藏》及辽代刻印经卷47件，辽刻书籍8件，雕印着彩佛像6件，其刻印年代为公元990～1121年之间。从这些印刷品的题记中，我们还知道了一批辽南京（今北京）的刻印单位，其中有“燕京仰山寺前杨家”、“燕京檀州街显忠坊南颊住冯家”、“大吴天寺福慧楼下成家”、“燕京悯忠寺”、“燕京圣寿寺”等。由此可以看出，辽代北京的印刷业已十分兴盛。
北宋最早刻印的书为开宝五年（公元972年）的《尚书》和《经典释文》，《开宝藏》则刻印于开宝四午《公元971年》至太平兴国八年（公元983年）。而北京最早刻印的书籍，比北宋只晚18年，由此可见北京出版印刷的历史，也是十分悠久的。
从这些辽代北京的印刷品来看，多数为卷轴装，也有蝴蝶装和经折装。有的书籍还经过染潢防虫处理。其中《契丹藏》是最具代表性的辽代北京印刷品，纸墨、刻工、装帧都十分考究。每卷卷首都有图画，代表了我国古代书籍重视插图的优良传统。从辽代现存书籍的刻印、装帧水平来看，北京的书籍出版印刷的历史，似应再向前推移。
在应县木塔中，还发现几件雕版印刷着彩佛像，它是采用雕版方法印刷线条轮廓后，再用手工涂染成彩色。这是距今发现最早的印刷涂彩张贴挂图。
公元ll27年，金灭辽，定燕京（今北京）为中都，这里成为北方的政治、文化中心。海陵王贞元元年（公元1153年），金政府设立秘书监和国子监，专门从事书籍的收集、出版、印刷。金军占领汴京后，又将那里的大批书籍、印版运到北京，汴京的一批刻版、印刷、装订工匠也来到北京，使北京的刻印装力量又进一步扩大，由于金政府的重视，北京出书的品种大大超过辽代。据统计，金代北京出版刻印的书籍有经史子集。医学、道藏和佛藏，总计超过200种。
金代北京的书籍装帧形制，大约与南宋相同，北京的印刷品中卷轴装已很少使用，佛藏和道藏多用经折装，一般书籍多用蝴蝶装。
蝴蝶装是印刷术发明后新出现的书籍装帧形式。有人推断，五代冯道组织刻印儒家经典，使用的就是蝴蝶装，但无实物留传，还难以确定。北宋初年，所印经、史著作，都用蝴蝶装，并很快在全国通行。从辽代开始，北京也使用蝴蝶装，其进程大体和中原一带相当。蝴蝶装的应用，是书籍装帧形制的一大改革。是书籍从卷轴、经折向册页的转变，从而确定了一直延用至今的书籍基本装帧形制。
7、包背装（元代、明代的书籍装帧）
公元1264年，元世祖忽必烈迁都燕京，改名为大都，此后近百年间，北京成为全国政治、文化的中心。元朝在出版，印刷等方面，有着突出的成就，印书的品种超过前代；木活字的首创和应用，朱墨双色套印书籍以及包背装的推行和广泛应用等。
元政府十分重视书籍的收藏、出版和印刷，编修所、秘书监、经籍所主要从事书籍的出版、印刷和收藏，兴文署、艺文监、广成局、国子监等机构，也从事书籍的出版印刷。政府还设立专门的历书编印机构、每年出版印刷大历、小历、回回历三种，印量达300多万册。由于政府的提倡，京城民间的印刷业也十分繁荣，他们编印的多为戏曲、话本、诗词等书。
元代北京出版书籍的装帧形式，以蝴蝶装、经折装为主，蝴蝶装多用于一般书籍，如政府编印的经史类书籍。经折装则多用于佛经。在字体方面则多选用赵体，民间出现的话本中，使用了较多的简化字。
元代的蝴蝶装书籍中，出现了一种开本较大、版芯较小的书籍装帧形式，这是前代所少见的。如元大德年间刻印的《梦溪笔谈》一书，开本为高416毫米，宽280毫米，而整版版芯的尺寸只有高152毫米，宽200毫米，版面的四边留有很大的空白。两空白面之间垫一张白纸，并与两白面粘连在一起，克服厂一般蝴蝶装在阅读时需翻过一空白页的缺点。封皮用硬纸裱以织物。这种装帧形式在古代是很少有的。
元代中期开始，书籍多用包背装。色背装的工艺特点是：本页齐中缝文字向外折叠，配页后，撞齐，订口在书页空白边，用纸捻穿订扎平，订口外裁切，书背刷糨糊，贴上封皮后，裁切上下书口。一般书籍多用厚纸作封皮，宫廷用书，则用纸裱以黄绫。元代北京印刷的《秘书监志》一书中，记有表背匠焦庆安的打面糊物料配方：黄蜡、明胶、白矾、白芨、藜篓、皂角、茅香各一钱，藿香半钱，白面五钱，硬柴半斤，木炭二两。这个配方中，包括了粘合剂、防腐剂和芳香剂三大部分，可见当时书籍装帧的用料是很科学的，它可以使书籍长久保存。
包背装较蝴蝶装有很多优点，一是阅读方便，二是书籍更为坚固耐用。也是书籍装帧形式的一个重要阶段，它更接近于今天书籍的装帧形式。
明代是我国古代出版印刷业最为辉煌的时代，而只有到了明代，北京才真正成为全国出版印刷的中心。
明代的中央很多机构，都从事出版印书活动，而印书的内容按其职能各有侧重，北京国子监主要印刷教育用书（如经史类书），钦天监以印历书为主，礼部主管地方政府的印刷，此外如都察院、太医院、史局、兵部、工部、顺天府等机构，也都从事过印书活动。有的部门还设有印刷所。
明代在北京设立的司礼监经厂，是一所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印刷厂，其总人数为120O人。其中从事书籍装帧的工匠就有700多人。明代北京的民间印刷业也很繁荣，分布在京城的印刷作坊有十几家。
明代北京的书籍装帧，是历代集大成者。书籍的开本大小、开本比例形式多种多样，历代的书籍装帧形式，都有使用，而工艺则更为考究。
明代北京所印书籍的装帧形制，以经厂本最有代表性。它所印的经史类书籍，版面行格疏朗，字体楷书端正，大黑口、双鱼尾、注释用双行小字，多采用包背装。藏书家多称“监书天下第一”。经厂印刷的《大统历》，有两种装帧形式，一种是包背装，一种是经折装，印刷有墨印和蓝印两种。凡经厂所印的各种书籍，封皮用料有几种不同的档次，以黄绫裱纸包皮者，多供宫廷使用；以素色绫绢裱皮者，多供官员使用；以厚纸包皮者，可供一般官员使用或向民间出售。经厂印装的《大藏经》（北藏），为经折装，长度约一尺，封皮用硬纸裱以黄绫及各色彩绫，其装潢十分考究。明代北京的巨帖写本书《永乐大典》，共11095册，书高一尺七寸，宽一尺，为历代开本最大的书，也近似于黄金比例。该书为包背装，封皮裱以黄绫，是历代书籍装帧中最为壮观者。
线装是明代兴起的一种新型书籍装帧形制，也是我国古代最完美的一种书籍装帧形式。线装书的加工流程为：折页、配页、撞齐、订纸捻、配
封皮、三面裁切、打眼、穿线、包书角等。明代线装书的封皮，多数为纸面，选用较厚的纸，或几层纸滚贴而成。较为考究的书皮，则在厚纸上滚
以布、绫、锦、绢等织物，包角是在书的订口上下两角裁切边处贴以细绢，以使其美观坚固。有的书还有书根，即在书的下切口靠订口处写上书名
及卷次，以便于阅读时查找。线装的订眼是为了穿线，随书的开本大小和设计要求，有四眼、六眼、八眼不等。订线多用白丝线穿双道，书要压
实，线要拉紧。明代孙从添在《藏书纪要》中说：“订线用清水白绢线双眼订结，要订得牢揪得深，方能不脱而紧，如此订书乃为善也。”
8、线装书（明清时代的书籍装帧）
线装书的封皮文字称书笺，只有书名和卷次，印或写在长条纸上，贴于封面的左上角。扉页所载内容较详细，有书名、出版印刷者名、出版年代等。更详细的出版情况，多印于书后。有些政府出版的书籍，还在书的第一页或封面盖有印章。最有代表性的是经厂印刷的《大统历》，不但盖有政府公章，并有政府文告，申明不得私自翻印。
明代北京的书籍装帧还包括函套，以便将一部书的各册包装为一个整体。函套多用厚纸板外裱以蓝布（也有用绫锦者），随书的大小、厚度而制。函套的形式有两种。一种是四面包裹，露出书的上下口，称半包式；另一种是将书的六面全部包裹，称全包式。除厚纸布面函套外，还有夹板和木匣两种外包装，夹板式是用两片与书同大小的木板，夹于书的上下，再用布带捆牢。木匣则是按一部书的大小，制成木匣，将书装入。
明代北京的版本中，还有一种书页内衬纸的装帧形式，这多用于较薄的纸张，有一种罗纹纸，薄如蝉翼，透印严重，衬纸后不但克服了透印现象，也增加了书页的强度。
由于刻版和印刷技术的发展，为书籍的装帧艺术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其中包括版面艺术、字体艺术，插图艺术和文字的多色印刷。明以前的印书字体，多选用颜、欧、赵等名家书体。明初开始，书籍用字一改传统风气，改用横平竖直，横轻竖重的匠体字，这就是现在书籍常用的宋体字。宋体字萌芽于宋，由还不成熟而未能推广。成化年间，国子监、经厂的版本中，开始使用宋体字，从而很快在全国推广，字体的风格也有粗体、中粗体和细体几种。这种印刷专用字体的广泛应用，标志着古代书籍版面艺术的新发展。我国古代书籍的插图艺术，有着优良的传统。唐代的佛经印刷中，就配有卷首图，宋代有插图的书籍就更多了。到了明代，书籍的插图艺术达到很高水平，在民间刻印的戏曲、话本中，使用较多的雕刻精美的插图；官方出版的科技书、医学书、方志书中，也使用了较多的插图，特别是宫廷使用的启蒙读物中，出现了短版彩色印刷的插图。
出于书籍产量的大增，使社会的中下层人士也有读书机会，从书籍的装帧形式来看，也分成不同的档次。就是经厂本，也分为不同的装帧档次，既有供上层使用的豪华本，也有供中下层人士使用的普通本。民间作坊的印本，主要供社会一般人士需要，从刻印到装帧，也力求简朴实用，成本较低，在开本上，既有较大的开本，也有中小开本。明代孙从添在《藏书纪要》中说：“装订书籍不在华美饰观，而要护帙有道，款式古雅，厚薄得宜，精致端正，方为第一。这代表了明代人对书籍装帧的一般要求。
公元1644年，清政府在北京建都，这里仍为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清政府十分重视书籍的出版印刷，并设立了专门从事书籍出版印刷的机构--武英殿。
康熙年间，集中了一批知识分子，编纂了《古今图书集成》，并制造铜活字25万个，印刷了这一大部头丛书。乾隆年间，武英殿在金简主持下，又刻制枣木活字大小各一副，共计253500个，乾隆皇帝亲自将活字版定名为“聚珍版”。除用这套木活字排印了《武英殿聚珍版丛书》外，还印了其他一些书籍。清政府除用活宇版印书外，也用雕版印刷了较多的书籍，以《耕织图》、《南巡图》等质量最高。
清代北京印刷的一大特点，是民间印刷作坊的兴盛，据统计最多时有120多家，集中在隆福寺和琉璃厂两处。在这些作坊中，也有专门从事书籍装订和字画裱装者。
清代最通用的书籍装帧形式是线装，卷轴装、经折装、蝴蝶装和包背装等，都有使用。卷轴装在清代多用于字画的装裱，其装裱工艺十分精致考究。底面多用上等宣纸，画芯四边裱以素色彩绫，轴外裱以锦缎，轴头用料则分为不同的档次。经折装除用于佛经及字帖外，也用于一般书籍，宫廷印刷的《耕织图》，《南巡图》等，刻印十分精良，其装帧采用经折装，所不同的是开本约一尺见方，封皮用厚纸板裱以黄绫。康熙、雍正年间刻印的《龙藏》，共720册，全为经折装，书皮裱以黄绫，10册一函，规模巨大。蝴蝶装在宫廷印刷的书籍中也有使用，曾有过清代中期的蝴蝶装书，用上等宣纸印刷，版边留有较大空白，封皮用硬纸板裱以黄绫，并有前后环衬页，一边裱于封皮内侧，装帧平整，裁切跟齐，属于宫廷书籍装帧之上品。包背装在清代也有较多的使用，乾隆时期编纂的《四库全书》一套共36315册，为著名的写本，共抄写七部，共计254205册，全为包背装。全书封皮用厚纸外裱绫衣，四库分别用不同颜色，其经库用绿绫，史库用红绫，子库用蓝绫，集库用灰绫，最后分别用木函装书。线装为清代书籍装帧的主要形式，除皇家用书的封使用料有特殊要求外，一般的线装书则力求“护帙有道，款式古雅，厚薄得宜，精致端正”四大要素。其封皮有纸面和市面两种，封面多贴书签，书本部较薄，一部书装于函套。清代线装书的前面多留有一、二张白页，其后才是扉页，内容有书名、刻印者名及年代、地点等。函套多用半包式，底口多有书根字，写有书名、卷次等。
从开本大小来看，清代则是多种多样，政府出版物的开本都较大，民间出版物多为中小开本，有一种称为夹带本的，是历代最小的开本，约相当于今天的128开，字很小，但印刷装订都很精致。
书非借不能读也
“书非借不能读也”出自《黄生借书说》，意思是“书不是借来的就不会认真去读”。代表了作者讽刺那些只会藏书、吝书而不知爱书、读书的守书奴。
一、原文：
书非借不能读也。子不闻藏书者乎？七略、四库，天子之书，然天子读书者有几？汗牛塞屋，富贵家之书，然富贵人读书者有几？其他祖父积，子孙弃者无论焉。……
二、译文：
“书不是借来的就不会好好读。你没听过藏书的人吗？七略四库，是天子的书，然而读书的天子有几个呢？富贵人家的书搬书起来使牛马流汗，放置在家塞满屋子，然而读书的富贵人有几个？其他祖辈、父辈积藏（书籍），丢弃（书籍）的子辈、孙辈不必谈论了……
三、作者介绍：
袁枚（1716－1797）清代诗人、散文家。字子才，号简斋，晚年自号仓山居士、随园主人、随园老人，钱塘（今浙江杭州）人。乾隆四年进士，历任溧水、江宁等县知县，有政绩，四十岁即告归。在江宁小仓山下筑筑随园，吟咏其中。广收诗弟子，女弟子尤众。袁枚是乾嘉时期代表诗人之一，与赵翼、蒋士铨合称“乾隆三大家”。
拓展资料：
袁枚的古体诗长期以来更是受到重视。古体诗创作集中体现了袁枚诗歌的天才特色，激情澎湃，纵横恣肆，充满生命力和创造性，呈现出不同于近体诗创作的美学特征，是我们全面认识袁枚诗作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
袁枚的文学思想有发展的观点，对封建正统文学观点及形式主义思潮有冲击作用。他强调骈文作为美文学的存在价值，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他的诗多叙写身边琐事，多风花雪月的吟哦，缺少社会内容，有些诗趋向艳俗，不免浅薄甚至浮滑。
江表传的《江表传》书本介绍
顾名思义，《江表传》自然是写江表的。那江表到底是哪里？
南方六朝都泛称江表，但六朝政治中心均在扬州，实际上江表用做扬州的代称是多于荆州的。
首先看虞溥自己的说法：“稍迁公车司马令，除鄱阳内史。大修庠序，广诏学徒，移告属县曰：学所以定情理性而积众善者也。情定于内而行成于外，积善于心而名显于教，故中人之性随教而移，积善则习与性成。唐虞之时，皆比屋而可封，及其废也，而云可诛，岂非化以成俗，教移人心者哉！自汉氏失御，天下分崩，江表寇隔，久替王教，庠序之训，废而莫修。今四海一统，万里同轨，熙熙兆庶，咸休息乎太和之中，宜崇尚道素，广开学业，以赞协时雍，光扬盛化。”
很显然，虞溥所说的江表是包括鄱阳在内的，但鄱阳属扬州，固与荆襄无涉。
再看别的。胡冲吴历曰：孙策击豫章，先遣虞翻说歆。歆答曰：“歆久在江表，常欲北归；孙会稽来，吾便去也。”
华歆为豫章太守，可知豫章也称江表。
魏略曰：霸一名奴寇。孙观名婴子。吴敦名黯奴。尹礼名卢儿。建安二十四年，霸遣别军在洛。会太祖崩，霸所部及青州兵，以为天下将乱，皆鸣鼓擅去。文帝即位，以曹休都督青、徐，霸谓休曰：“国家未肯听霸耳！若假霸步骑万人，必能横行江表。”休言之於帝，帝疑霸军前擅去，今意壮乃尔！遂东巡，因霸来朝而夺其兵。
臧霸一直在东线，并非南线，可知此处江表只能是扬州之地，并非荆州之地。
脩答曰：“不侍数日，若弥年载，岂独爱顾之隆，使系仰之情深邪！损辱来命，蔚矣其文。诵读反覆，虽讽雅、颂，不复过也。若仲宣之擅江表，陈氏之跨冀域，徐、刘之显青、豫，应生之发魏国，斯皆然矣。”
王粲居荆州，但也称擅江表。
可知江表一词指扬州、荆州均可，并非专指荆州。
而在《三国志》中，江表更多指的是孙权势力。那《江表传》自然也是以写孙权势力为主，而不可能是写荆襄人士为主。
《江表传》原书已佚，现在所能见的大抵以裴松之注所引为主，其中引用《江表传》的记录如下：
《三国志·孙坚传》六条。前五条为孙坚疑无疑。最后一条玉玺事，或在孙皓传，但以其意推断，当为孙坚得玉玺之注，则仍在孙坚传。
《三国志·孙策传》十一条。皆为孙策事。
《三国志·吴主传》二十一条。皆为孙权事。
《三国志·三嗣主传》十四条。孙亮事二，孙休事二，孙皓事十。
《三国志·太史慈传》三条。三条皆为太史慈与孙策事，若虞溥有太史慈传或在慈传，否则当仍在孙策传。
《三国志·妃嫔传》三条。孙策事一，孙皓事二。
《三国志·宗室传》六条。孙策事三，孙权事二，孙皓事一。
《三国志·张昭传》一条。此条载孙权以赤壁事非难张昭，若张昭为传主不当受辱，此事情在虞溥记载当在孙权传。
《三国志·顾雍传》四条。顾雍事二，顾谭事二。
《三国志·诸葛瑾传》两条。诸葛瑾事一，诸葛恪事一。
《三国志·张纮传》四条。张纮事二，张玄事一，张尚事一。
《三国志·薛综传》一条。诸葛恪事一。
《三国志·周瑜传》七条。周瑜事五，黄盖事二。
《三国志·鲁肃传》一条。周瑜事一。
《三国志·吕蒙传》两条。皆为吕蒙事。
《三国志·程黄韩蒋周陈董甘凌徐潘丁传》四条。蒋钦事一，周泰事一，陈武事一，甘宁事一。
《三国志·朱治传》一条。朱治事一。
《三国志·吕范传》三条。前两条明确为吕范事。末一条为孙权与严畯论鲁肃、吕范事。
《三国志·虞翻传》三条。虞翻事三。
《三国志·吴主五子传》三条。孙登事一，孙亮事一，孙皓事一。
《三国志·贺全吕周钟离传》三条。贺齐事一，全琮事二。
《三国志·潘浚陆凯传》五条。潘浚事三，陆凯事二。
《三国志·诸葛滕二孙濮阳传》五条。诸葛恪事四，孙亮事一。
以上一百一十条，是可以确定写孙吴君臣的。
《三国志·华歆传》一条。
虞溥江表传曰：孙策在椒丘，遣虞翻说歆。翻既去，歆请功曹刘壹入议。壹劝歆住城，遣檄迎军。歆曰：“吾虽刘刺史所置，上用，犹是剖符吏也。今从卿计，恐死有余责矣。”壹曰：“王景兴既汉朝所用，且尔时会稽人众盛强，犹见原恕，明府何虑？”於是夜逆作檄，明旦出城，遣吏赍迎。策便进军，与歆相见，待以上宾，接以朋友之礼。
此条虽述华歆，但此条并未突出华歆，华歆当非传主，应属孙策事。
《三国志·武帝纪》一条。
虞溥江表传曰：献帝尝特见虑及少府孔融，问融曰：“鸿豫何所优长？”融曰：“可与适道，未可与权。”虑举笏曰：“融昔宰北海，政散民流，其权安在也！”遂与融互相长短，以至不睦。公以书和解之。虑从光禄勋迁为大夫。
郗虑并非江表人物，为山阳高平人，是作者先辈，为何载入《江表传》不明其因。
《三国志·关羽传》一条。
江表传曰：羽好左氏传，讽诵略皆上口。
此句虽提及关羽，但《吕蒙传》有类似文字，出自吕蒙之口，或系从吕蒙言语所截取。当为吕蒙事。
《三国志·吕蒙传》注引江表传曰：初，权谓蒙及蒋钦曰：“卿今并当涂掌事，宜学问以自开益。”蒙曰：“在军中常苦多务，恐不容复读书。”权曰：“孤岂欲卿治经为博士邪？但当令涉猎见往事耳。卿言多务孰若孤，孤少时历诗、书、礼记、左传、国语，惟不读易。至统事以来，省三史、诸家兵书，自以为大有所益。如卿二人，意性朗悟，学必得之，宁当不为乎？宜急读孙子、六韬、左传、国语及三史。孔子言“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光武当兵马之务，手不释卷。孟德亦自谓老而好学。卿何独不自勉勖邪？”蒙始就学，笃志不倦，其所览见，旧儒不胜。后鲁肃上代周瑜，过蒙言议，常欲受屈。肃拊蒙背曰：“吾谓大弟但有武略耳，至于今者，学识英博，非复吴下阿蒙。”蒙曰：“士别三日，即更刮目相待。大兄今论，何一称穰侯乎。兄今代公瑾，既难为继，且与关羽为邻。斯人长而好学，读左传略皆上口，梗亮有雄气，然性颇自负，好陵人。今与为对，当有单复以乡待之。”。密为肃陈三策，肃敬受之，秘而不宣。权常叹曰：“人长而进益，如吕蒙、蒋钦，盖不可及也。富贵荣显，更能折节好学，耽悦书传，轻财尚义，所行可迹，并作国士，不亦休乎！”
《三国志·先主传》三条。
江表传曰：孙权遣鲁肃吊刘表二子，并令与备相结。肃未至而曹公已济汉津。肃故进前，与备相遇於当阳。因宣权旨，论天下事势，致殷勤之意。且问备曰：“豫州今欲何至？”备曰：“与苍梧太守吴巨有旧，欲往投之。”肃曰：“孙讨虏聪明仁惠，敬贤礼士，江表英豪，咸归附之，已据有六郡，兵精粮多，足以立事。今为君计，莫若遣腹心使自结於东，崇连和之好，共济世业，而云欲投吴巨，巨是凡人，偏在远郡，行将为人所并，岂足托乎？”备大喜，进住鄂县，即遣诸葛亮随肃诣孙权，结同盟誓。
此条写鲁肃与刘备。但主角显然是鲁肃，而不是刘备。
江表传曰：备从鲁肃计，进住鄂县之樊口。诸葛亮诣吴未还，备闻曹公军下，恐惧，日遣逻吏於水次候望权军。吏望见瑜船，驰往白备，备曰：“何以知非青徐军邪？”吏对曰：“以船知之。”备遣人慰劳之。瑜曰：“有军任，不可得委署，倘能屈威，诚副其所望。”备谓关羽、张飞曰：“彼欲致我，我今自结托於东而不往，非同盟之意也。”乃乘单舸往见瑜，问曰：“今拒曹公，深为得计。战卒有几？”瑜曰：“三万人。”备曰：“恨少。”瑜曰：“此自足用，豫州但观瑜破之。”备欲呼鲁肃等共会语，瑜曰：“受命不得妄委署，若欲见子敬，可别过之。又孔明已俱来，不过三两日到也。”备虽深愧异瑜，而心未许之能必破北军也，故差池在后，将二千人与羽、飞俱，未肯系瑜，盖为进退之计也。
这个比上一条更明显，乃是以刘备来衬托周瑜。以致孙盛称江表传之言为“吴人欲专美之辞”。此条应该是写周瑜的。
江表传曰：周瑜为南郡太守，分南岸地以给备。备别立营於油江口，改名为公安。刘表吏士见从北军，多叛来投备。备以瑜所给地少，不足以安民，复从权借荆州数郡。这个也是写刘备与周瑜，属于两可的性质。
《三国志·庞统传》一条。
江表传曰：先主与统从容宴语，问曰：“卿为周公瑾功曹，孤到吴，闻此人密有白事，劝仲谋相留，有之乎？在君为君，卿其无隐。”统对曰：“有之。”备叹息曰：“孤时危急，当有所求，故不得不往，殆不免周瑜之手！天下智谋之士，所见略同耳。时孔明谏孤莫行，其意独笃，亦虑此也。孤以仲谋所防在北，当赖孤为援，故决意不疑。此诚出於险涂，非万全之计也。”
只有这条是明确写刘备、庞统的，可以算是写荆襄人士的。
另有三条，未引原文，而只引其大略的：
《三国志·鲁肃传》注引孙盛曰：吴书及江表传，鲁肃一见孙权便说拒曹公而论帝王之略，刘表之死也，又请使观变，无缘方复激说劝迎曹公也。又是时劝迎者众，而云独欲斩肃，非其论也。
《三国志·朱然传》注引孙氏异同评曰：魏书及江表传云然以景初元年、正始二年再出为寇，所破胡质、蒲忠在景初元年。魏志承魏书，依违不说质等为然所破，而直云然退耳。吴志说赤乌五年，于魏为正始三年，魏将蒲忠与朱然战，忠不利，质等皆退。按魏少帝纪及孙权传，是岁并无事，当是陈寿误以吴嘉禾六年为赤乌五年耳。
这两条一写鲁肃，一写朱然，仍然是写孙吴人士。
《三国志·宗室传》注引博物志曰：仲膺名邵。初，伯膺亲友为人所杀，仲膺为报怨。事觉，兄弟争死，皆得免。袁术时，邵为阜陵长。亦见江表传。
此条为舒燮、舒邵事，但看原传记载的主角却是孙贲之子孙邻与太常潘浚，还是写孙吴人士。
以上共一百一十九条（不计《关羽传》所引），明确写荆襄人士的只有《庞统传》一条，不到百分之一(1/119)。
即使把条件放宽，计算入《先主传》三条，《关羽传》一条，再加上曾经是荆人的潘浚四条，也不到百分之八(9/120)。
再对比一下孙吴君臣的记录数目，结果就很明显了——《江表传》就是一本孙吴的传记，跟荆襄人士根本扯不上什么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