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装饰改名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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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朝汉服的发展历史

  唐服唐代服饰之所以绚丽多彩，有诸多因素，在隋代奠定了基础。隋王朝统治年代随短，但丝织业有长足的发展。文献中记隋炀帝“盛冠服以饰其奸”，他不仅使臣下嫔妃着华丽衣冠，甚至连出游运河时大船纤绳均传为丝绸所制，两岸树木以绿丝饰其柳，以彩丝绸扎其花，足以见丝绸产量之惊人。至唐代，丝织品产地遍及全国，无论产量、质量均超过前代，从而为唐代服饰的新颖富丽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加之与各国各族人民广泛交往，对各国文化采取广收博采的态度，使之与本国服装融会贯通，因而得以推出无数新奇美妙的冠服。

  在敦煌壁画中有大量描绘佛国世界的彩绘，其中有许多飞天仙女、天人等的形象，美妙非常。再看中华历史上文化最鼎盛的大唐时的服饰，会发现与壁画中天人的服饰十分相似。其实，当古人重德守道，敬神信佛的时候，一些宇宙中的真象就会被神有意的显现给人，那美丽神圣的一切都是人追求和模仿的标准，可见服饰本身就是文化的一部分，都是有其背后深厚的内涵的。其实对于讲求重德向善的朝代的人，宇宙自会给其带来好的一切，包括文化和美丽的服饰，在这里我们对大唐的一些服饰做一些简单的介绍，希望这些真正美丽的服饰，能引起人们的思索，古人的生活真的没有我们今天的好吗？常服：一、披纱大袖明衣制：属于常服盛装。其头梳唐代特有发型“高墙”簪大花，饰花钗、步摇，蛾眉盛妆，身穿敞领对襟，大袖明衣，下穿长裙，佩大绶，束软带，结小结，足著高履。在唐代此服作为外服，在贵族仕女中风行一时。二、唐仕女半袖衫制：是唐代特有的一种流行服饰，初作为宴居穿用，后亦当常服穿用，为宫廷嫔妃及名流仕女所好。三、唐仕女宴居服：上身束抹胸，外披薄纱明衣，下穿长裙，裙腰及胸，上窄下宽，结束软带、小带，属于宴居内装，但头梳高髻又簪花，故此装扮也可作为外装常服之用。看了这些服饰，有人也许会觉得，看起来那时的服饰也很开放啊！其实，在一个讲求道德的社会里，人的行为相应的也是很规范的，在中国的历史上，一向都讲男女有别，男人有男人的行为准则，女子也有女子的操守，讲男主外女主内，女子一般都是在家中操持家事，出门乘车，即使是家宴聚会也都是男女分席而坐。这样看来，这些服饰作为家居常服也就没有什么不妥的了。可以想象，如此装扮的唐代女子其实是很美丽的，她们的生活也不会象现代女子一样机械紧张、充满压力。也许有许多女性担心，在这种男主外女主内的关系中会受气，其实这些担心不是人为的想什么方法能解决的，对于现在人们心中的不安全感.希望这些美丽的服饰能唤起现代女性骄柔善良的本性，从而得享女性的美丽，尊严和安宁。现在所说的唐服大多都是指国外唐人街的华人华侨的中式服装，大体上是清朝服装的一种演变后的服装。隋入唐，中国古代服装发展到全盛时期，政治的稳定，经济的发达，生产和纺织技术的进步，对外交往的频繁等促使服饰空前繁荣，服装款式、色彩、图案等都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崭新局面，而这一时期的女子服饰，可谓中国服装中最为精彩的篇章，其冠服之丰美华丽，妆饰之奇异纷繁，都令人目不暇接。大唐二百余年的女子服饰形象，可主要分为襦裙服、男装、胡服三种配套服饰。下面借助古籍诗画，分而述之。一、襦裙服襦裙服系指唐代女子上穿短襦或衫，下着长裙，佩披帛，加半臂（即短袖）的传统装束。唐女襦裙装在接受外来服饰影响下，取其神而保留了自我的原形，于是襦裙装成为唐代乃至整个中国服装史中最为精彩而又动人的一种配套装束了。襦，一般只长到腰，很短，是唐代女服的特点。与此相近的衫，却长至胯或更长。唐女的襦、衫等上衣是各个阶层的常服。元稹诗句“藕丝衫子藕丝裙”，张佑诗句“鸳鸯绣带抛何处，孔雀罗衫付阿谁”，欧阳炯诗句“红袖女郎相引去”。从这些诗句看，唐代女子着襦、衫已非常普遍，而且喜欢红，浅红或淡赭，浅绿等色，并加上“罗衫叶叶绣重重，金凤银鹅各一丛”的金银彩绣为饰，外观更是美不可言。襦的领口常有变化，襦衫领型有：圆领、方领、直领和鸡心领等。盛唐时代有袒领，即领口开得很低，早期只在宫廷嫔妃、歌舞伎者间流行，后来连豪门贵妇也予以垂青，从唐墓门石刻画和大量陶制女俑来看，袒领流行开来，或许已经遍及黎庶，因而当时艺术形象中出现的袒领女装形象为数实在不少。裙，唐代妇女下裳为裙。这是当时女子非常重视的下裳形式。制裙面料多为丝织品，但用料有多少之别，通常以多幅为佳。裙腰上提高度，有些可以掩胸，上身仅着抹胸，外披纱罗衫，致使上身肌肤隐隐显露。如周昉《簪花仕女图》，以及周濆“惯束罗衫半露胸”等诗、画即描绘这种装束，这是中国古代女装中最大胆的一种，足以想见当时思想开放的程度。

  唐代裙的质料、色彩和样式均大大超过前代，可谓群芳争艳，瑰丽多姿。如唐诗中所涉及的诸多裙式有：“上仙初着翠霞裙”，“荷叶罗裙一色裁”、“两人抬起隐花裙”、“竹叶裙”、“碧纱裙”、“新换霓裳月色裙”等。唐代裙色多彩，可以尽如人所好，多为深红、杏黄、绛紫、月青、青绿。其中尤以石榴色流行时间最长。李白有“眉欺杨柳叶，裙妒石榴花。”万楚五有“眉黛夺得萱草色，红裙妒杀石榴花。”其流行范围之广，从《燕京五月歌》中可见，“石榴花开街欲焚，蟠枝屈朵皆崩云，千门万户买不尽，剩将女儿染红裙。”石榴裙最大的特点，是裙束较高，上披短小襦衣，两者宽窄长短形成鲜明对比。这种上衣下裙的“唐装”，是对前代服装的继承、发展和完善。从整体效果看，上衣短小而裙长曳地，使体态显得苗条和修长。二、女着男装女着男装在中国长期封建社会中，是较为罕见的现象。《礼记内则》曾规定，“男女不通衣服。”尽管事实上不可能这么绝对，但是女子着男装，常会被认为是不守妇道。唐以前虽然在汉魏时也有男女服式差异较小的现象，但那不属于女着男装，只有在气氛非常宽松的唐代，女着男装才有可能蔚然成风，即使还应将一部分起因归于游牧民族的影响。当时影响中原的外来服饰，绝大多数都是马上民族的服饰。那些粗犷的身架、英武的装束，以及矫健的马匹，对唐女着装意识产生一种渗透式的影响，同时创造出一种适合女着男装的气氛。《旧唐书舆服志》载，“或有著丈夫衣服、靴、衫，而尊卑内外斯一贯矣”已明确记录下女着男装的情景。《新唐书五行志》记，“高宗尝内宴，太平公主紫衫玉带，皂罗折上巾，具纷砺七事，歌舞于帝前。帝与后笑曰‘女子不可为武官，何为此装束？’”虽说这太平公主此举有些恃宠撒娇，但也说明了唐初已经出现女着男装的倾向。女着男装的风气尤在大唐开元、天宝年间盛行。《中华古今注》记，“至天宝年中，士人之妻，著丈夫靴衫鞭帽，内外一体也。”《新唐书李石传》记，“吾闻禁中有金鸟锦袍二，昔玄宗幸温泉与杨贵妃衣之。”由此可以看出，当时女子仿制男装，穿着男装相当普遍。三、胡服胡服初唐到盛唐间，北方游牧民族匈奴、契丹、回鹘与中原交往甚多，加之丝绸之路的骆驼商队络绎不绝，对唐代服饰影响极大。所谓胡人，是汉族人对北方民族的一种贬称，我们这里讲史，权且保留当时的称呼。随胡人而来的文化，特别是胡服---这种包含印度、波斯等很多民族成分在内的民族装束，令唐代妇女耳目一新。于是，一阵狂风般胡服热席卷中原诸城，其中尤以长安及洛阳等地为盛，其饰品也最具异邦色彩。元稹诗：“自从胡骑起烟尘，毛毳腥膻满地洛，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胡音胡骑与胡妆，五十年来竟纷泊。”唐玄宗酷爱胡舞胡乐，杨贵妃、安禄山均为胡舞能手，白居易《长恨歌》中的“霓裳羽衣舞”即是胡舞的一种。另有浑脱舞，枯枝舞，胡旋舞等对汉族音乐、舞蹈、服饰等艺术门类都有较大影响。所记当时“臣妾人人学团转”的激动人心的场面也是可以想象到的。姚汝能《安禄山事迹》记，“天宝初，贵游士庶好衣胡帽，妇人则簪步摇，衣服之制度衿袖窄小。”关于女子着胡服的形象或见于石刻线画等古迹。较典型者，即为上戴浑脱帽，身着窄袖紧身翻领长袍，下着长裤，足登高腰靴。《舆服志》云，“中宗后有衣男子而靴如奚、契丹之服”当为此种装束。四、冠服制度唐代是我国政治、经济高度发展，文化艺术繁荣昌盛的时代，是封建文化灿烂光辉的时代。唐统一了魏晋南北朝和隋的混乱分裂状态，建立了统一强盛的国家，对外贸交易发达，生产力极大发展，较长时间国泰民安。尤其当盛唐成为亚洲各民族经济文化交流中心的时期，更是我国文化史上最光辉的一页。这个时期吸收印度和伊朗文化，并融入我国文化之中，从壁画、石刻、雕刻、书、画、绢绣、陶俑及服饰之中，充分体现出来。时至隋唐，中国服饰最明显的特点是双轨制。在大的祭祀场面，穿汉人的传统衣服。在平时，唐代的常服是胡服（即鲜卑装）系统。唐代国家统一，经济繁荣，形制更加开放，服饰愈益华丽。唐代女装的特点是裙、衫、帔的统一。在妇女中间，出现了袒胸露臂的形象。在永泰公主墓东壁壁画上，有一个梳高髻、露胸、肩披红帛，上着黄色窄袖短衫、下著绿色曳地长裙、腰垂红色腰带的唐代妇女形象，从而对“粉胸半掩疑暗雪”，“坐时衣带萦纤草，行即裙裾扫落梅”有了更形象的理解。慢束罗裙半露胸，并不是什么人都能做的。在唐代，只有有身份的人才能穿开胸衫，永泰公主可以半裸胸，歌女可以半裸胸以取悦于统治阶级，而平民百姓家的女子是不许半裸胸的。当时，唐朝半露胸的裙装有点类似于现代西方的夜礼服，只是不准露出肩膀和后背。唐代女服的领子，有圆领、方领、斜领、直领和鸡心领等。短襦长裙的特点是裙腰系得较高，一般都在腰部以上，有的甚至系在腋下，给人一种俏丽修长的感觉。

  六品用黄色（柠檬黄）双钏（几何纹）绫制作，腰带用犀钩。七品用绿色龟甲、双巨、十花（均为几何纹）绫制作，带为银銙（环扣）九品用青色丝布杂绫制作，腰带用瑜石带钩。唐太宗李世民（公元627年至649年）时期，四方平定，国家昌盛，他提出偃武修文，提倡文治，赐大臣们进德冠，对百官常服的色彩又作了更细的规定。据《新唐书·车服志》所记，三品以上袍衫紫色，束金玉带，十三銙（装于带上的悬挂鞢〓带的带具，兼装饰作用）。四品袍深绯，金带十一銙。五品袍浅绯，金带十銙。六品袍深绿，银带九銙。七品袍浅绿，银带九銙。八品袍深青，九品袍浅青，瑜石带八銙。流外官及庶人之服黄色，铜铁带七銙（总章元年又禁止流外官及庶人服黄，已见上述）。唐高宗龙朔二年（公元662年）因怕八品袍服深青乱紫（古代用蓝靛多次浸染所得深青泛红色光，故怕与紫色相混），改成碧绿。自春秋时期齐桓公（公元前685年至前643年在位）穿紫袍始，才确定了以紫为上品的服装色彩格局，至宋元一直未变。到明朝才被大红色所取代。《新唐书·车服志》记载文官官服花式，有鸾衔长绶、鹤衔灵芝、鹊衔瑞草、雁衔威仪、俊鹘衔花、地黄交枝等名目。唐代政府规定的服装色彩制度，在实际生活中其实是无法彻底执行的。唐高宗咸亨五年（即上元元年、公元674年）五月，因在外官人百姓于袍衫之内，穿朱、紫、青、绿等色短衫袄，或在乡间公开穿这些颜色的袍衫，故又颁布过禁令。唐代武官的服制花色，规定武三品以上、左右武威卫饰对虎，左右豹韬卫饰豹，左右鹰扬卫饰鹰，左右玉钤卫饰对鹘，左右金吾卫饰对豸。又诸王饰盘龙及鹿，宰相饰凤池，尚书饰对雁。后又规定千牛卫饰瑞牛，左右卫饰瑞马，骁卫饰虎，武卫饰鹰，威卫饰豹，领军卫饰白泽，金吾卫饰辟邪，监门卫饰狮子。唐太和六年又许三品以上服鹘衔瑞草、雁衔绶带及对孔雀绫袄。这类纹饰均以刺绣，按唐代服装款式，一般应绣于胸背或肩袖部位。唐代在战场上驰骋的都是人披马甲不具装的轻骑，步兵甲占步兵人数60％，《唐六典》记唐甲有13种，即明光甲、光西甲、细鳞甲、山文甲、乌锤甲、白布甲、皂绢甲、布背甲、步兵甲、皮甲、木甲、锁子甲、马甲。锁子甲即曹植表中所说的环锁铠，《晋书·吕光传》记载前秦吕光在进攻龟兹城时见西域诸军甲如连锁，射不可入，隋唐时西域康国向中原朝廷进贡过此种铠甲。唐代将此种铠甲分成大中小三种型号，按体型高矮分给战士使用。《唐六典》武库令中记载着弓、刀、甲的种类，盾则改名彭排，计6种，即藤排、团排、漆排、木排、联木排、皮排。据注明，藤、团、漆、木都是古制。五、唐代大袖衫唐朝还流行女子穿"胡服"。"胡服"就是西域人的服装。腰带形式也深受胡服影响。在此以前，人们的腰饰是以金银铜铁，这时候流行系"蹀躞带"，带上有金饰，并扣有短而小的小带以作系物之用。这种腰带服用最盛是在唐代，以后延用一直至北宋年代。盛唐以后，胡服的影响逐渐减弱，女服的样式日趋宽大。到了中晚唐时期，这种特点更加明显，一般妇女服装，袖宽往往四尺以上。中晚唐的贵族礼服，一般多在重要场合穿着，穿着这种礼服，发上还簪有金翠花钿，所以又称"钿钗礼衣"。唐高宗以后，以紫色为三品官的服色；浅绯色为五品官服色，深绿色为六品官服色，浅绿色为七品官服色，深青色为八品官服色，浅青色为九品官服色，黄色为宫外之人及庶民服色。唐装还对邻国有很大的影响。比如日本和服从色彩上大大吸取了唐装的精华，朝鲜服也从形式上承继了唐装的长处。唐装襦裙线条柔长，十分优美自如，用料主要是丝织品，因此它的衣物以"软"和"飘柔"著称。唐装本身品类多，善变化，从外形到装饰均大胆吸收外来服饰特点，多以中亚、印度、伊朗、波斯及北方和西域外族服饰为参考，充实唐代服饰文化，使得唐代服饰丰富多彩富丽堂皇，风格独特奇异多姿，成为中国历史服饰中的一朵奇葩，世人瞩目。唐代服饰图案，改变了以往那种以天赋神授的创作思想，用真实的花、草、鱼、虫进行写生，但传统的龙、凤图案并没有被排斥，这也是由皇权神授的影响而决定的。这时服饰图案的设计趋向于表现自由、丰满、肥壮的艺术风格。晚唐时期的服饰图案更为精巧美观。花鸟服饰图案、边饰图案、团花服饰图案在帛纱轻柔的服装上，真是花团锦簇，争妍斗盛。正如五代王建所说："罗衫叶叶绣重重，金凤银鹅各一丛，每翩舞时分两向，太平万岁字当中。"我们看到的这些华贵优美的服饰图案，是画工们在敦煌石窟用艰苦的劳动为后人们保留下来的珍贵形象的资料。唐代服饰的发展是整体上的发展，这时服饰图案的设计趋于表现自由、丰满、华美、圆润，在鞋、帽、巾、玉佩、发型、化妆、首饰的表现，都说明了这一特点。唐代承前继承了周、战国、魏晋时期的风格，融周代服饰图案设计上的严谨、战国时期的舒展、汉代的明快、魏晋的飘逸为一体，又在此基础上更加华贵，使服饰、服饰图案达到了历史上的高峰；唐代的服饰、服饰图案对后代的影响一直沿续到今天。缠枝纹在现代服饰图案中的运用，展示了传统纹样与现代审美意识结合所产生的意蕴。六、小结唐代服饰，特别是女子装束，不光为当时人们所崇尚，甚至于今日人们观赏唐代服饰，亦觉兴奋异常。这里没有矫揉造作之态，也没有扭捏矜持之姿。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是充满朝气，令人振奋又使人心醉的服饰。其色彩也非浓艳不取，各种鲜丽的颜色争相媲美，不甘疏落寂寞，再加上金银杂之，愈显炫人眼目。其装饰图案，无不鸟兽成双，花团锦簇，祥光四射，生趣盎然，真可谓一派大唐盛景。

  唐朝盛世的表现

  隋朝结束了长期的战乱，统一全国，定都长安，在隋文帝治理下，国力迅速发展。隋炀帝又重新在汉魏洛阳故城以西兴建洛阳城。后因开运河、征高丽，无限制地消耗民力和财富，隋朝很快灭亡。李渊和李世民父子统一中国，建立起大唐帝国。从唐太宗的“贞观之治”到唐玄宗的“开元之治”，经过14O年，唐朝的经济文化进入了极盛时期。农业生产稳定，公私储藏丰富，全国水陆交通发达。边境安定，版图辽阔，几乎所有的亚洲国家都和中国有经济文化上的往来。封建城市空前繁荣，长安城规模巨大，相当于今天西安城的五倍。城内街道整齐，道旁砌有排水沟，路边种植榆槐和果树。城南曲江池建筑了许多皇室贵族的离宫别院。城里“三大内”宫殿群，为全市的中心，宫殿壮丽巍峨，建筑艺术达到了新的高峰。今西安市内唐长安城的遗迹仍到处可寻。但正当唐朝达到鼎盛之时，唐玄宗骄奢淫逸，信任权奸，导致长达八年的安史之乱。从此唐王室开始走下坡路，后来虽曾一度出现中兴气象，但宦官掌权、藩镇割据的局面已经形成。最后唐朝在农民起义和宦官藩镇的争斗中灭亡，中国又陷入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

  骊山华清宫

  安史之乱是唐代盛极而衰的转折点，因此唐玄宗成为历史上最引人注目的人物之一。关于他因宠爱杨贵妃而导致祸乱的故事，后来一直是文学作品中的重要题材。而他和杨贵妃住过的骊山华清池也就成了人们最感兴趣的古迹之一。骊山在陕西临潼县境内，这里的温泉一向很出名，周、秦、汉、隋都在此建过离宫。唐太宗贞观十八年（公元644年）在此建“汤泉宫”，玄宗开元年间又加扩建，天宝六载（公元747年）改名华清宫。华清宫规模很大，遍山松柏花木，亭台殿阁从山脚一直排到山顶，还设置了许多政府部门和公卿邸宅。温泉池也大大增加，皇帝后妃百官不同的身份有不同的汤池。除了唐玄宗所用的九龙汤和杨贵妃用的贵妃池以外，还有长汤16所。宫内汤池用美玉宝石镶砌，中央雕玉莲花，温泉水从莲花中喷出。汤池面积很大，有时玄宗还坐着小船在池内游戏。从开元末年起，唐玄宗几乎每年十月都带着主要官员去华清宫，年底才回长安城。安史之乱爆发前夕，杜甫从长安回奉先县探家，路过骊山，亲眼见到满山的蒸气，听到宫内传出的音乐，感慨万端，写下了他最著名的长诗《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道出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两句千古名言，流露了大乱即将来临的预感。安史之乱中，华清宫遭到叛军洗劫，大部分宫殿被烧毁。中唐以后愈趋荒凉冷落，因此它又成为统治者荒淫败国的历史见证。现华清池已经过修缮，仍有“贵妃池”和“九龙汤”，吸引着中外游客来此发怀古之浩叹。

  唐代是中国封建文化最繁荣的时期，各民族文化相互吸收，儒道佛三教并行于世。各种西方宗教如景教、摩尼教、伊斯兰教等相继传入中国。史学、地理学、天文历法、医学、建筑等方面都取得了高度成就。中国古典诗歌更是跨入了黄金时代，不但数量众多，作者广泛，而且在艺术上成为后世不可企及的典范。雕塑、绘画、书法、音乐舞蹈等各种艺术，也都以宏伟的气魄和精湛的技艺表现了大唐帝国盛大赫烈的气象。

  从美术来看，敦煌莫高窟、唐墓壁画、昭陵六骏都是世界艺术史上的瑰宝。

  敦煌莫高窟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著名重镇和咽喉要道。前秦建元二年（公元366年），乐僔〔zūn尊〕和尚在敦煌鸣沙山创建了莫高窟最早的洞窟，到武则天时已有千余个窟龛。现尚存历代洞窟492个，壁画45000多平方米，彩塑2415身。这是一处由建筑、绘画、雕塑组成的综合艺术宝库。19OO年，在莫高窟内又发现了藏经洞，从这个封闭了900年的洞里找到许多经卷文书，织绣、画像、文物共五万多件，其中有各种古代民族文字的写本。文物图书的年代包括从公元4世纪到14世纪十个世纪。这是本世纪初震惊中外学术界的一件大事。自从藏经洞打开后，研究敦煌的人越来越多，逐渐形成了“敦煌学”这门学科。

  莫高窟主要的艺术创作是泥塑和壁画，二者融为一体，是一大特色。彩塑大体经过三个艺术发展时期，第一是早期，包括北魏、西魏、北周三个朝代。大多用高浮雕，造型厚重，手法简朴，人物一般直立或端坐，动态较少。第二是隋唐极盛期，每个窟龛都列置以佛为中心的群像，以3到11躯不等。最高的佛像是北大像，达33米，次则是南大像，高26米。菩萨像渐由早期的男相变为女相，姿态自由，身材匀称，肌肤细腻，装饰华丽，制作极为精细。天王力士比例协调、勇武有力、精神饱满。虽然塑造的总是那几个人物，但体型、面相、神态千差万别。造型敷彩以现实生活中的人物为蓝本，又适当夸张，如佛弟子迦叶的老成持重，阿难〔nuó挪〕的聪明俊秀，都刻画得极有个性。而且每个人物都成为独立的造型，不像早期塑像那样贴着墙壁。衣纹塑造也不像早期那样仅用阴刻线条表示，而是极其写实，表现出衣褶重叠，有逼真的立体感和质感。细部处理多用彩绘和金箔装饰，色彩对比强烈。同时克服了隋以前人物头部过大、身体僵硬的通病，肌体匀称，动作自如。第三个时期是衰落期，包括五代到元等朝代，气魄已远不如唐代，形象也较单调。

  莫高窟中壁画的发展与彩塑大致同步。早期壁画中除佛像外，有许多情节性的佛教故事画，大多表现释迦牟尼前世舍己救人的悲惨场面和自我牺牲精神。不少故事只能在敦煌壁画中见到。基本造型手段是采用我国传统的线描，线条粗壮有力，比较简单。北魏以前人物衣冠服饰同彩塑一样，明显保留印度、波斯的风习。有时还用来自西域的明暗晕染法表现立体感。北魏晚期以后，变为传统的绘画染色法，形成“中原式风格”。隋唐时期壁画内容主要是图解佛经，其中净土宗在壁画中表现得最多。画上的净土世界极其富丽美妙，有金银琉璃装饰的楼阁，大如车轮的莲花，表演优美舞蹈的伎乐飞天，这种乐观美满的生活和北朝壁画中苦行禁欲的精神，无疑具有极大的差别。许多画面中还夹带表现了当时社会的生活和生产，富有生活气息。唐代壁画人物造型丰富多样，生动活泼，尤其是飞天，不但形象美丽丰满，线条流畅飘逸，而且成排成行双双对对在浮云中遨游穿行。色彩的鲜明灿烂，境界的开阔，气魄的宏大和构图的复杂都远非北朝可比。盛唐是中国壁画史上的顶峰时期，宋以后的洞窟壁画便黯然失色，与彩塑一样进入了衰落期。

  唐墓壁画

  除了石窟壁画以外，唐代壁画保留下来的还有墓室壁画，目前发现的有乾陵附近出土的章怀太子、懿德太子、永泰公主墓壁画，保存较好。章怀太子李贤，是唐高宗和武则天的次子，懿德太子李重润和永泰公主李仙蕙，是唐中宗李显的子女，都被武则天处死，后来迁到乾陵陪葬。章怀太子墓中壁画总计400多平方米，有50多幅。著名作品如“礼宾图”、“马毬图”、“狩猎图”、“观鸟扑蝉图”等，都是壁画中的珍品。懿德太子墓规模较大，墓内遍布壁画，其中“宫城图”、“仪仗图”、“鹰犬图”、“执扇宫女图”等，很有特色。永泰公主墓壁剥落严重，其中“宫女图”保存较完整，可称杰作。这些画展现了唐代宫廷生活的各个方面，有接待外国使者的情景，有骑马出猎的队伍，有比赛马球的场面，有皇帝出行的仪仗，有富丽堂皇的宫殿，画面色彩浓重，人数众多，气势雄浑。而表现宫女生活的壁画则能以细致的笔触、多变的构图刻画出人物的各种神态，以及宫廷中悠闲宁静的气氛。

  昭陵六骏

  唐代的石雕除龙门石窟以外，唐代帝陵前的动物石刻也有世所罕见的佳作。如献陵前的犀、虎等巨大动物石雕，造型雄毅刚健、意气昂扬，雕刻风格浑厚粗犷。武则天母杨氏的顺陵前有30多件动物石刻，其中走狮和独角兽一对，体型庞大，气势雄伟，极其威严有力，艺术价值很高。昭陵石刻更是精美绝伦。唐太宗的昭陵在陕西礼泉县渭河以北九峻〔zōng宗〕山上，与外界隔绝。陵区面积达30万亩，主陵周围有功臣陪葬墓162座。昭陵博物馆内展出大量从墓区发现的文物。其中“昭陵六骏”最为著名，这是六块青石浮雕，各高2.5米，宽三米，分别起名为“特勒骠”、“青骓”、“什伐赤”、“飒露紫”、“拳毛�〔guā瓜〕”、“白蹄乌”。六骏姿态生动，造型异常优美雄俊，神情各异，有的似乎能与养马人交流感情，据说这是唐太宗所骑的六匹战马的雕像。其中“飒露紫”和“拳毛�”二骏于1914年被盗运到美国费城大学博物馆，其余都陈列在西安市内的陕西省博物馆。

  唐代的书法也达到极高的水平。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颜真卿、柳公权的楷书已成为后人学习书法最重要的范本。张旭、怀素的狂草如鬼神变化，笔法难以窥测。李邕、孙过庭学习东晋著名书法家王羲之、王献之的行书和草书，都名冠一时。他们的笔迹有一部分被刻在石碑上留传下来，西安碑林收存最多。

  西安碑林

  在市内原文庙所在地，现为陕西省博物馆，收藏石碑数量居全国之首位，有七座大型陈列室、七座游廊和一个碑亭，自汉至清历代碑碣共2300余件。碑林内所藏唐代重要碑刻有：唐文宗时的开成石经，唐德宗时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唐玄宗的石台孝经，怀素、张旭的《千字文》草书碑，楷书有欧阳询的《皇甫诞碑》、虞世南的《夫子庙堂碑》、颜真卿的《多宝塔碑》、柳公权的《玄秘塔碑》，行书名碑有颜真卿的《裴将军争座位稿》等等。怀仁和尚把王羲之的字收集在一起，摹刻成《大唐三藏圣教序》，又称千金帖，更是脍炙人口的佳作。

  唐朝是中国古典诗歌的黄金时代，出现了李白、杜甫、白居易等伟大诗人。祖国的名山大川留下了他们的许多踪迹，如今也成为重要的名胜。其中马鞍山的采石矶、李白墓，成都的杜甫草堂、杭州的白堤和龙门白居易墓，都是著名的古迹。

  马鞍山采石矶

  李白漫游江南时，写下了许多歌咏山水的名篇，庐山、天台山、九华山瑰奇明秀的风光因他的诗笔而格外生色。他特别喜爱牛渚矶，即今安徽马鞍山市西南的采石矶，这里遥对天门山，长江到此，水流被两山峭壁夹峙，更加湍急，李白著名的《横江词》、《望天门山》等诗篇写的就是这里的景色。采石矶上现有太白楼，始建于唐代元和年间。楼上有画着太白漫游采石矶的屏风太白游踪图，以及黄杨木雕的李白像。采石矶的陡峭崖壁上有一块突出的石台，传说李白醉酒，从这台上跳下江去捉月，所以名捉月台。又传他在这里捉月溺死后，衣冠落在江中，渔民捞起，建成衣冠冢。其实李白是在上元二年（公元761年）病死在他的族叔、当涂县令李阳冰家的，葬在安徽当涂县龙山东麓。因他生前喜欢龙山对面的青山，后来他的好友范伦的儿子范传正到这里当观察使，找到李白的两个孙女，知他遗愿葬在青山，便将墓迁到青山西麓，并亲自在墓前立碑，撰写碑文，在墓旁建“李白祠”。

  成都杜甫草堂

  杜甫在唐乾元二年（公元759年）九月由华州来到成都，第二年在浣花溪畔营建居室，共住三年零九个月，作诗247首。按前人的考证，杜甫草堂大约在浣花溪西，万里桥南，西郊碧鸡坊石笋街外，北望可见西岭，大约占地一亩。附近只有八九户江村人家，环境非常幽静。杜甫在这里过了一段较为平静而舒畅的生活，写了不少描写草堂附近四季景色的诗篇，人所熟知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就写于这一时期。杜甫原来的草房早已不存，五代前蜀词人韦庄等人在旧址重建茅屋，北宋元丰年间在这里建祠堂，后经历代扩建，奠定了现在的规模。一共有大廨（xiè谢）、诗史堂、工部祠三重古雅的厅堂。工部祠东侧竹林深处，有清代果亲王所写的“少陵草堂”石碑亭，是一座圆顶茅草亭，十分简朴。工部祠的建筑将纪念祠堂与园林艺术融为一体，里边翠竹、红梅、杜鹃、秋桂应时开放，荷池水槛、曲桥溪流、花径亭榭，十分幽雅。

  杭州白堤和龙门白居易墓

  白居易在唐长庆二年（公元822年）任杭州刺史。第二年江南干旱，他疏浚六井，整修井壁，使井水充足。次年又增筑湖堤，竣工后还写了一篇《钱塘湖石记》，将管理湖水的办法刻在石上，留给后来的杭州刺史。他在杭州三年，写下了个少歌咏西湖的著名诗篇，这些作品与他兴修水利的功绩同样不朽。现在杭州西湖上有一条白堤，从孤山通向断桥，就是白居易当初最爱去的地方，原名白沙堤，后人为了纪念他，改称白堤，但并不是白居易所修筑的那条湖堤。白居易晚年住在洛阳，与龙门香山如满和尚结为香火社，经常来往。他穿着白衣，拄着鸠杖，自称香山居士，还用自己的家财开凿了龙门八节石滩。75岁去世，遗嘱不归故乡，葬在香山如满法师的舍利塔旁。现在洛阳龙门东岸香山有白少傅墓，因他在洛阳时任太子少傅，所以这样称呼。

  唐诗深受历代人民喜爱，不少古迹就因为一首唐诗而扬名天下。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武昌的黄鹤楼和苏州的寒山寺。

  黄鹤楼

  在武昌蛇山黄鹤矶头，相传建于三国吴黄武年间。关于这座楼的来历，有不少神话。流传最广的说法是有一个姓辛的人在此卖酒，特别照顾常来喝酒的一个道士，不收他的酒钱。道士在离开这里之前，用桔皮在墙上画了一只黄鹤，说：“酒客来，拍拍手，鹤就会下来飞舞。”辛氏因此致富。10年后，道士重来，用笛声召唤黄鹤下壁，跨鹤飞去。辛氏便建了这座楼。盛唐诗人崔颢来此，题了一首著名的《黄鹤楼》诗说：“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后来李白登楼凭眺，本想吟诗，看见崔颢的题诗，觉得难以超过，便叹息说：“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从此黄鹤楼更加声名大震，历代屡次重建，愈修愈美，胜似仙宫楼阁。清光绪十年（公元1884年）因失火被毁。现已在旧址再度重建。

  寒山寺

  在苏州阊门外枫桥镇。相传唐贞观年间高僧寒山、拾得从天台山国清寺来此住持，把原来建于梁天监年间的妙利普明塔院改名为寒山寺。这座寺院屡建屡毁，现存建筑是清光绪二十二年（公元1896年）到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重建的。寒山寺之出名主要是因唐天宝年间诗人张继写了一首著名的《枫桥夜泊》：“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诗中描写夜泊姑苏城外枫桥，面对江中月色，点点渔火，声声乌啼，令人难以入寐的情景，这时半夜里从寒山寺传来的钟声，更触动了客子的愁思。诗境优美含蓄，尤其是寒山寺的夜半钟声，为这寂静而萧疏的秋夜平添了无限隽永的韵味。从此以后诗韵钟声，千古流传。每当除夕午夜，常有许多日本客人专到这里来听钟。

  唐代散文是我国散文发展史上的重要阶段。韩愈和柳宗元发起中唐古文运动，创造了适宜于说理叙事抒情的新散文。北宋欧阳修、苏轼、王安石等继他们之后，把散文推向新的高潮。唐宋八大家的散文遂被奉为中古散文的典范。纪念韩愈和柳宗元的祠堂也成为重要的名胜。

  韩文公祠

  韩愈（公元768—824年），字退之，河内河阳（今河南省孟县）人。唐代著名的思想家、散文家和诗人。曾两次被贬到岭南（今广东）。第一次因上书唐德宗，请求宽免农民的赋税，被贬到广东阳山任县令。他在阳山能体察民情，断案公正，深受百姓爱戴。阳山城北的牧民山后来因此而改名为贤令山。山腰有一座石灰岩溶洞，因韩愈常和青年士子来此游息吟诗，所以名为游息洞。洞前有线刻的韩愈画像碑。洞口崖壁布满历代诗刻。洞外山坡上有一片石丛，中有一块巨石，上刻“千巗表”三个大字，是韩愈手迹，旁边还有韩愈署名的铭语：“万石丛中，巍然独尊，与岁寒君，相契无言。”意思是说这块岩石在万石丛中的尊雄之状，可称千岩之表（表即突出的意思）。它的精神和岁寒的松柏一样，彼此是如此默契。韩愈还曾从阳山上溯连州，为贬到那里的名士王仲舒所建的亭作记，命名为“燕喜亭”。现燕喜亭仍在广东连县城东，前傍海阳湖，后靠中峰山，周围景色清雅。

  韩愈第二次被贬是因为上表谏阻唐宪宗把佛骨迎进宫内。这次贬到潮州，仅八个月。潮州韩文公祠建于北宋咸平年间，以后历代重修。祠堂座落在潮州城东的笔架山麓，面临韩江。前后共两进院落。内有40多块石刻碑记，其中最著名的是苏轼所撰的《潮州韩文公庙碑》，这是苏轼散文中脍炙人口的名篇。文章以“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这四句话概括了韩愈一生的品格和德业，以及他的学说和文章在中国思想史及文学史上的地位，准确精辟，极有气势。潮州韩文公祠也因这篇文章而更加出名。

  柳侯祠

  柳宗元（公元773—819年），字子厚，河东（今山西省永济县）人。唐代著名的思想家和文学家。他在唐顺宗永贞年参加王叔文的政治集团，大力推行改革。但永贞改革七个月就失败了，他被贬到永州（今湖南零陵县），10年后调回京师，随即又调为柳州刺史。最后死在柳州。柳宗元在柳州的四年里，根据当地民俗设立教令和禁令，设法解决当地穷人用子女当抵押借钱的问题，使上千人回家，免作奴婢。他还指点了不少考进士的文人，对当地的开化和文化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去世以后，韩愈为他写了著名的《柳子厚墓志铭》。穆宗长庆二年（公元822年），柳州人民为纪念柳宗元，建了一座罗池庙。韩愈又为之撰写《柳州罗池庙碑》，碑后附诗一篇。宋徽宗追封柳宗元为文惠侯，罗池庙改名为柳侯祠。现存建筑是清雍正七年（公元1729年）重建的。祠周围已辟为柳侯公园。祠前的“柑香亭”，传说是柳宗元讲学、会客、种柑的地面。祠内有著名的“荔子碑”，即韩愈所撰罗池庙碑，因罗池庙诗第一句“荔子丹兮蕉黄”而得名。碑文是苏轼的手迹，所以称为“韩诗苏书柳事碑”。另有“龙城石刻”，传说是柳宗元的手迹。祠堂附近还有柳宗元的衣冠冢，青石砌筑，周围青松翠柏，庄严肃穆。

  唐代佛教盛行，龙门、敦煌石窟主要是唐代佛教艺术的结晶。著名的遗迹还有四川的乐山大佛，西安的大雁塔、小雁塔等。

  乐山大佛

  在四川乐山市东凌云山西壁，岷江、青衣江、大渡河三江合流处。相传唐代僧人海通因为看到山前江水奔腾，时常翻船，便倡议凿山为佛，以镇水妖。大佛开凿于唐开元元年（公元713年），最后由川西节度使韦皋于贞元十九年（公元803年）完成，前后历时90年。大佛头与山齐，双手抚膝，足踏大江，据说通高71米，头高14.7米，肩宽28米，眼长3.3米，耳长七米。耳朵中间可并立二人，头顶可置圆桌，脚背上可围坐百余人，是世界上最大的石刻佛像，所以俗称“山是一尊佛，佛是一座山”。大佛刻成后通身彩绘，原来建有13层楼阁，名叫大像阁，明末毁于战火。1986年2月，武汉测绘科技大学和四川测绘研究所的专家曾对大佛作过精确的测量，得出的数据是：大佛从头到脚高58.7米，头上发髻共有1200个。于是产生了乐山大佛矮了12米的说法。但文物界认为乐山大佛的身高应包括现已不复存在的莲花宝座在内。有趣的是，专家们还测出：在1—3月的枯水期，大佛头顶到水面的高度大致是72米。这就是说，如果莲花宝座存在，它的基底应在枯水期的水面附近。

  大雁塔、小雁塔

  大雁塔、小雁塔是唐代佛寺建筑的遗存。大雁塔在西安市南四公里处的慈恩寺西院，建于高宗永徽三年（公元652年）。唐玄奘取经回国后，从弘福寺移到这座寺里专译佛经，创立法相宗，并倡议修建大雁塔，贮藏从印度带回的经像。建塔时，他亲自担筐运送砖石。塔基仿照印度鞑榇〔chèn衬〕国佛塔的样式，作塔五层，最下一层作雁形。塔的最上层原来有太宗所作《大唐三藏圣教序》碑，褚遂良书写，称“雁塔圣教”，是书法中的精品，现嵌在塔下南门洞两侧壁间。大雁塔之所以著名，除了它是唐三藏放经的经塔以外，还因为这里地近风景区曲江，唐代诗人凡来长安，都要登塔凭眺长安风光，吟诗抒发感想。一部《全唐诗》中，与它有关的作品不胜枚举。这座塔在唐代还是进士金榜题名的地方。唐朝设科举进士，进士科最难考，录取人数很少。考中进士的人先在曲江举行宴会，叫做曲江会。然后集中到慈恩寺，推举擅长书法的人把考中者的名字刻在砖上。“慈恩题名”也成为后人爱模仿的一件风雅之事，现在慈恩寺中还可以看到不少题名的碑石。小雁塔在大雁塔附近，原来是唐代著名佛寺大荐福寺的佛塔，建于唐中宗景龙年间，已有1200多年的历史，是一座四角的密檐式砖塔，塔身宽度由下向上逐层递减，形成秀丽的流线形轮廓。这座塔经历过70多次地震，原高15层，塔顶震毁，剩13层。据底层门楣上明代人王鹤的题字说，明成化末年长安地震时，小雁塔从顶到底，中间裂开一尺来宽的大缝，塔身分为东西两半。到正德末年冉次地震时，裂缝一夜之间又合在一起。现在仍可看出明显的痕迹，游人到此，无不称奇。

  隋唐时期的建筑，完整保留下来的不多，所以大雁塔、小雁塔弥足珍贵。五台山的佛光寺和南禅寺，也以唐代木构建筑闻名于世。

  佛光寺

  在我国以及世界建筑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寺初建于北魏，现仍保存有北魏的砖塔、唐代以及金元明清的各朝建筑。东大殿是唐大中十一年（公元857年）时所造，建在岩石上，后部柱子的基础是凿山时预留出来的，极其坚固，有很强的抗震能力。大殿台基很高，殿檐伸出深远，檐下外柱有古朴的斗拱承托梁架。斗拱体型很大，结构复杂，高度约为柱高的2/5。檐部转角处加长角梁后尾，利用这一根悬挑的木构件，保证檐头前端不向下沉陷，设计非常科学，在我国木结构建筑中不多见。殿顶上的脊兽都是黄绿色琉璃瓦烧制，正吻为一对高大的琉璃鸱〔chī吃〕尾。整座大殿气势雄伟，规模宏大。

  南禅寺

  在山西五台县西南的李家庄，是一座乡间小庙。大殿建于唐建中三年（公元782年），比佛光寺东大殿还早，是我国现存最古的唐代木构建筑。殿前月台宽敞，整体梁架结构简练。1974—1976年对大殿进行落架大修时，发现殿内两根最大的木构件早已劈裂弯垂，施工中将屋顶上的瓦件泥背拆除后，西边的大梁自动弹回，拆卸后经反转压平，即完全恢复平直。东边的大梁经反转压平，仍有些弯曲。历经1200年的木构件仍能保持这样的弹性，令人惊奇。梁架最上部有一个三角形人字架，榫接仍相当牢固，这说明唐代建筑在顶部使用三角人字架已经普及到偏僻的山村，由此也可见出当时建筑技术已达到很高水平。

  广州光孝寺

  在广州市内，是岭南古刹胜地。寺址原是西汉时南越王赵建德的故宅，三国时改建为寺。南宋绍兴十一年（公元1141年），才改名为光孝寺。从东晋到唐代，印度高僧到寺内讲法的很多。唐代佛教禅宗六祖慧能得到五祖弘忍秘传的衣钵后，逃到岭南，在猎户中藏了16年，怕弘忍的大弟子神秀找到他夺回衣钵。仪凤元年（公元676年），他到此寺听印宗法师讲涅盘经。恰逢风吹幡动，有两个僧人便争论起来。一个说是风动，一个说是幡动。慧能说既不是风动，也不是幡动，而是自己心动。此话顿时惊动众僧。印宗过来问明是禅宗法嗣，便拜他为师。慧能既已公开自己的身份，当时就剃发受戒，公开传播禅宗，正式成为禅宗六祖。从此禅宗分出南北两宗，南宗以慧能为初祖。神秀在北方称北宗。由于南宗支派繁衍，其宗旨最合中国士大夫的口味，因而成为中国佛教中影响最大的宗派。现光孝寺内的建筑多数与纪念慧能有关。如六祖殿内有2.5米高的慧能坐像。殿东的碑廊内，有六祖像碑等石刻，提供了研究六祖和南宗的重要资料。睡佛楼下层设有风幡堂，建于仪凤元年，即为纪念慧能论风幡而设。大殿后面菩提树下有瘗〔yì益〕发塔，慧能在此剃发受戒后，寺住持僧法才将他剃落的头发埋在树下，建了一座高7.8米的砖石小塔。

  光孝寺内还有两座我国现存最古的铁塔。是五代南汉国所建。南汉大宝六年（公元964年），南汉主刘�〔chǎng厂〕的太监龚澄枢和邓三十三娘捐造西铁塔，原为四角七层，现仅存三层。大宝十年刘�捐造东铁塔，每层都刻有盘龙和佛像，计有一千多尊佛像，遍体饰金，又称为“涂金千佛塔”，雕刻和冶炼技术十分高超，保存也很完整。寺内还有一座建于唐宝历二年（公元826年）的石经幢，名为大悲幢。是光孝寺内最早并有可靠年代记载的石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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