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未改名的学校有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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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份证怎么改名

  【成年人改名程序】

  1、准备居民身份证、户口簿、有关证明、证书原件和复印件

  2、本人向户口所在地户口登记机关申请

  3、公安分局5个工作日内核准

  4、经核准后到户口所在地派出所办理变更

  5、换领新的居民身份证

  【未成年人改名程序】

  1、由父母或者监护人持居民身份证、户口簿填写申请报告

  2、向所在地户口登记机关申请。

  扩展资料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

  第十条

  公民迁出本户口管辖区，由本人或者户主在迁出前向户口登记机关申报迁出登记，领取迁移证件，注销户口。

  公民由农村迁往城市，必须持有城市劳动部门的录用证明，学校的录取证明，或者城市户口登记机关的准予迁入的证明，向常住地户口登记机关申请办理迁出手续。

  公民迁往边防地区，必须经过常住地县、市、市辖区公安机关批准。

  第十一条

  被征集服现役的公民，在入伍前，由本人或者户主持应征公民入伍通知书向常住地户口登记机关申报迁出登记，注销户口，不发迁移证件。

  第十七条

  户口登记的内容需要变更或者更正的时候，由户主或者本人向户口登记机关申报；户口登记机关审查属实后予以变更或者更正。

  户口登记机关认为必要的时候，可以向申请人索取有关变更或者更正的证明。

  第十八条

  公民变更姓名，依照下列规定办理：

  1．未满十八周岁的人需要变更姓名的时候，由本人或者父母、收养人向户口登记机关申请变更登记

  2．十八周岁以上的人需要变更姓名的时候，由本人向户口登记机关申请变更登记。

  第十九条

  公民因结婚、离婚、收养、认领、分户、并户、失踪、寻回或者其他事由引起户口变动的时候，由户主或者本人向户口登记机关申报变更登记。

  2020年“新增本科高校”有多少所共包含哪3种类别的学校

  高校的改名以及高校的升级，是有一定原则的，并且还需要得到教育主管部门的审批。高校的改名虽然不能够决定一切，但“高大上、霸气”的校名往往却能为高校在各地招生中拔得头筹，并且为学校的学子们毕业后在外求职“锦上添花”。

  高校的改名或转设，是高等教育领域的一种刚需，更是机遇。而在国家相关政策的扶持下，很多高校改名，甚至转设变成了一种“新潮流”。比如有不少的老牌院校为了打破当下发展的“尴尬”局面，而选择了从“学院”升格为“大学”、从“民办”转型为“公办”，想尽办法往“本科”院校靠拢。

  2020年，以下这些所大学可真幸运了！在国家教育部的批准和复审下，成功升格为职业本科院校。那么在教育部已公布的“新增本科”高校名单里，共计有17所大学幸运入选，分别包含了这3个类别的学校：

  01、公办独立学院转设更名

  02、民办独立院校转设更名

  03、公办、民办高职升格为职业本科

  一、“公办”独立学院转设更名的高校名单：

  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转设为浙大宁波理工学院、浙江大学城市学院转设为浙大城市学院。这两所都是国内比较知名的独立学院，而且两者作为浙江大学与地方合作设立的院校，近些年来深受省内考生的欢迎，录取分数线也一直在同类院校中处于领先地位。再加上抓住了转设公办高校的机遇，相信这两所学校未来的发展会越来越好。

  二、“民办”独立学院转设更名的高校名单：

  新疆财经大学商务学院转设为新疆科技学院、中国传媒大学南广学院转设为南京传媒学院、西安工业大学北方信息工程学院转设为西安工商学院、西北工业大学明德学院转设为西安明德理工学院、江汉大学文理学院转设为武汉文理学院、内蒙古师范大学鸿德学院转设为内蒙古鸿德文理学院、安徽财经大学商学院转设为蚌埠工商学院、成都信息工程大学银杏酒店管理学院转设为成都银杏酒店管理学院、广西科技大学鹿山学院转设为柳州工学院。

  我国大部分省份都已经将三本与二本合并招生了，这就意味着三本高校（民办）的招生，与二本高校（公办）的招生处于同一平台，这将促进公办本科高校的办学水平的不断提高，也有利于促进民办本科高校的健康发展。

  三、公办、民办高职升格为职业本科的高校名单：

  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运城职业技术学院、新疆天山职业技术学院、上海中侨职业技术学院、辽宁理工职业学院、浙江广厦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以上这6所高职院校（前面2所为公办，后面4所为民办）均一一升格为“大学。既然能够升格为职业本科的高职，想必教学实力都是比较拔尖的存在。“职业本科”即为高等职业本科，简单来说，就是职高的“终极版”。其既涵盖了职业素质的培养，又包含了普通本科的理论教育知识，所以也可以理解为是介于本科与大专之间的一种高教形态。

  不过值得一说是，在高考志愿填报的时候，民办高校和公办高校的名称难以分辨，无法区别，这大大增加了考生在志愿填报时的困惑。最好的区别方法就是看高校的收费，不过对于一些没有深究的考生和家长来说，往往还是容易“掉坑”。对此，你是怎么看待的呢？

  西南联大有哪些学校

  西南联大的名人很多：梅贻琦、蒋梦麟、张伯苓、闻一多、沈从文、刘文典、钱锺书、杨振宁……

  梅贻琦,西南联大的船长

  梅贻琦(1889-1962),1931年出任清华校长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这句教育名言,是曾主持西南联大校务的常委、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的一句话。说起西南联大,人们无法忘记梅贻琦。

  “寡言君子”梅贻琦

  梅贻琦是个话少行动多的人,不仅时人称他为“寡言君子”,他的学生也曾因他的寡言,戏作打油诗:“大概或者也许是,不过我们不敢说,可是学校总认为,恐怕仿佛不见得。”

  陈寅恪曾说:“假使一个政府的法令,可以和梅先生说话那样谨严,那样少,那个政府就是最理想的。”

  可正是这样一个寡言的人在西南联大那段特殊的岁月里,担起了大任。在清华、北大、南开三校奉命迁往昆明时,梅贻琦曾讲过一段“高调”的话:“在这风雨飘摇之秋,清华正好像一条船,漂流在惊涛骇浪之中,有人正赶上负驾驶它的责任。此人必不应退却,必不应畏缩,只有鼓起勇气,坚忍前进。虽然此时使人有长夜漫漫之感,但吾们相信,不久就要天明风定。到那时我们把这条船好好开回清华园,到那时他才能向清华的同人校友敢说一句‘幸告无罪’。”建校初期三人共同主持校务,但蒋梦麟和张伯苓多在重庆参加政府要事,另有公务,偏居一隅的西南联大的众多事情都落到了梅贻琦头上。

  在西南联大组创初期,张伯苓就对曾是自己学生的梅贻琦说过:“我的表你戴着。”蒋梦麟当时的社会声望和政治地位虽均高于梅贻琦,但他秉着“对于联大事务不管即是管”的超然姿态。“论设备、论经费、论师生的人数,都是清华最多,依世俗的眼光来看,这一联(合),清华是划不来的,反面看来也可以说,清华在联大占了压倒的优势。”有人如此说,不管旁人怎么说,梅贻琦依然是少说多做。他把在清华形成的风范,在西南联大期间延续着。

  梅贻琦于1931年开始担任清华大学校长,在此之前,清华师生赶校长、赶教授是见怪不怪的事,没有哪位校长能在清华长久地呆下去的,而几年过去,梅贻琦依然稳坐校长的位置,被问到有何秘诀,梅贻琦说:“大家倒这个,倒那个,就没有人愿意倒梅(霉)!”他的能力没人愿意倒他,梅贻琦任校长后,奉行“教授治校”原则,既讲民主,也法度严明,清华校务始终井井有条。不到十年,清华的面貌便彻底改观,声名鹊起。

  在西南联大时,梅贻琦延续的这一风气,使得主管西南联大校务的职能部门领导,没有一个不是让人心服口服的饱学名士。

  昔日西南联大学生,南开大学化学系教授申泮文说,“在校领导班子中绝对没有非教闲杂人等滥竽充数,所以也就没有外行领导内行的问题了。”

  心中只有西南联大,没有清华

  八年时间里,西南联大能够“同不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梅贻琦是有着功劳的,傅任敢先生说梅贻琦“心中只有联大,没有清华了”。

  确实,民主作风好的梅贻琦,常说“吾从众”,很少有解决不了的矛盾的。在处理具体问题上,梅贻琦也很注意三校间的关系。如为解决教师的生活困难,工学院的清华教师组织了“清华服务社”,开展勘查设计和生产等业务,所获收益除清华教师外,也给北大、南开的同仁补助。使得西南联大的不少老师在回忆那段岁月时,都盛赞三校的合作精神。郑天挺先生说:“西南联大的八年,最可贵的是友爱和团结。教师之间,师生之间,三校之间均如此。”

  梅贻琦没有辜负大家的信任,当时北大、清华、南开三校还在长沙合并为一校称之为“临时大学”时,三校的校长未统一到位,西南联大外文系主任叶公超回忆当时的情况说:当年他到了长沙以后,才知道蒋梦麟仍在杭州,叶公超问他南开和清华的两位校长什么时候来,蒋梦麟表示并不乐观。这时候,有人说如果张伯苓和梅贻琦不来,就拆火!后来到了西南联大的梅贻琦到底没辜负大家所有的信任。把西南联大管理得井井有条,不愧是西南联大的“船长”。

  蒋梦麟,在西南联大的“无为”和退出北大

  蒋梦麟(1886-1964),1919至1945年间在北大工作20余年

  1938年,北大、清华、南开三校迁入昆明,正式改名为西南联大,蒋梦麟以北大校长身份任西南联大常委。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闻一多之孙闻黎明说,三校合并之初在人员配置,科系设置上也有摩擦,到1941年才磨合得比较好。何炳棣在《读史阅世六十年》里回忆到,“最初较严重的是北大和清华之间的摩擦,主要是由于北大资格最老,而在联大实力不敌清华”。

  然而,凡是遇到与清华争利益时,蒋梦麟总是选择退让。钱穆在《回忆西南联大蒙自分校》中叙述了一段故事:一日,蒋梦麟从昆明去蒙自,北大师生集会欢迎。多位教授在聚会上抱怨联大的种种不公平,如文学院院长常由清华冯友兰连任而不轮及北大。钱穆发言表示,日后胜利复原,各校仍是独立的,今日危难时期不要相争。蒋梦麟听后立即说“今夕钱先生一番话已成定论,可弗在此题上争议,当另商他事。”各教授都无言。

  “蒋梦麟在西南联大时的不争,成就了西南联大。如果争的话,就成西北联大了”,马勇这样评价蒋的“无为”。西北联大1937年9月在西安成立,由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和北平研究院等组成,不到一年就分崩离析。

  在马勇看来,蒋梦麟的不争,更多的是因为知识分子的顾全大局而不是性格所致。“蒋梦麟是一个很固执的人,绝不人云亦云。”

  蒋梦麟在联大的无为,最终招致很多北大教授的不满,在某种程度上也导致了他最后被排挤出北大。1944年,即将复员北平的北大,开始了一场“倒蒋举胡”的风潮,蒋的老友傅斯年、周炳琳也是“倒蒋”的一分子,他们希望请尚在美国的胡适回来当校长。最现成的理由是,蒋梦麟随着宋子文出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而担任了行政院秘书长,而1929年,时任教育部长的蒋梦麟亲自制定的《大学组织法》规定,大学校长不得兼任政府官员。

  1945年8月,蒋梦麟正式辞去北京大学校长,同时退出西南联大。胡适继任北大校长,他尚未归国时由傅斯年代理。

  张伯苓,“予有才能的人以适宜的学术环境”

  张伯苓(1876-1951),中国著名教育家、中国奥运先驱

  张伯苓说过,大学校长,第一条找钱,第二条找人。找钱,他找出了艺术;用人,他也找到最合适的人,放在最合适的位置上。

  “大学最要者,即良教师。”南开虽小,却聚集一批大教授,包括后来任职西南联大的化学系系主任杨石先、法商学院院长陈序经、师范学院院长黄钰生、商学系系主任丁佶、化工系系主任陈克忠、中国近代数学的开创者姜立夫等等。

  耶鲁大学博士、南开商学院教授何廉曾多次面对其他高校和研究机构的高薪聘请,且工作和职责都更自由自在。他在《何廉回忆录》中写道:“张校长站起身来,极其热情而真诚地说,我应当留在南开,因为南开比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更需要我。他答应对陶教授说明我的情况,并且提出从大学预算中拨一部分款项供我下一学年研究之用。他还建议减少我的授课时间。我深受感动,当即决定留在南开。我向他建议在南开成立一个研究机构,他同意了。”——这就是后来开中国近代高等教育之先河的南开经济研究所。

  吴大猷是世界知名的物理学家,毕业于南开大学,曾留校任教。他的一番话或许最能说明教师之所以选择南开的原因:“我以为一个优良的大学,其必需的条件之一,自然是优良的学者教师,但更高一层的理想,是能予有才能的人以适宜的学术环境,使其发展他的才能。”

  南开经常处于亏空状态,但张伯苓有这样的信念:教育机构的账上应该是赤字。任何学校当局若在年终银行账上有结余,证明他是一个守财奴,没有充分利用这些钱办件好事。张伯苓总是尽可能将每一分钱用在学生和教学上面。

  教师们更为满意的,还有南开机构精简,办事效率高。曾任南开大学英文系主任的柳无忌在回忆文章中写道:“这位天才的领导者,他以身作则,引导人们如他一样地为"公能"的理想服务……”

  闻一多:允许学生上课抽烟

  闻一多是战火中的西南联合大学的教授之一。朱自清在《闻一多全集序》中说:“他是一个斗士。但是他又是一个诗人和学者……他始终不失为一个诗人,而在诗人和学者的时期,他也始终不失为一个斗士。”在西南联大期间,他把诗人、学者和斗士这三个角色都诠释得淋漓尽致。

  闻一多(1899-1946)新月派代表诗人,散文家和学,伟大的爱国主义者

  上课很“叫座”允许学生上课抽烟

  闻一多在西南联大时先后开过三门课:楚辞、唐诗、古代神话。讲古代神话时图文并茂,把相当枯燥的课题,也讲得引人入胜,很是“叫座”。因此不仅文学院的学生来听讲,连理学院、工学院的同学也来听。而西南联大的工学院在拓东路,文学院在大西门,听一堂课得穿过整整一座昆明城。汪曾祺在《人间草木》一书中写道:“闻一多是一个好演员。伏羲女娲,本来是相当枯燥的课题,但听闻先生讲课让人感到一种美,思想的美,逻辑的美,才华的美。听这样的课,穿一座城,也值得。”

  在楚辞班里,虽人不多,但气氛也甚是活跃。在闻一多的课堂上,学生是可以抽烟的。“闻先生点燃烟斗,我们能抽烟的也点着了烟”。闻一多写字爱用秃笔,所以别人用过的废笔,他都收集起来。

  汪曾祺说“能够像闻先生那样讲唐诗的,并世无第二人。”后来他的学生郑临川把闻一多的对唐诗的妙悟一一记录下来,整理成一本《闻一多论唐诗》并出版了。

  闻一多演讲

  西南联大在云南时的文学院曾在南岳衡山山腰圣经书院旧址上课,宿舍很紧张,闻一多与钱穆、吴宓、沈有鼎四人合居一室,条件再艰苦,他也能一丝不苟地潜心研究学术,认真读书备课。钱穆在《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中回忆说:“室中一长桌,入夜,一多自燃一灯置其座位前。时一多方勤读《诗经》、《楚辞》,遇新见解,分撰成篇。一人在灯下默坐撰写。”

  在西南联大时,闻先生常常关在图书馆里专心治学,一关就是一整天,教授爱起斋名。如朱自清先生的斋名叫“贤于博弈斋”,魏建功先生的书斋叫“学无不暇”,有一位教授戏赠闻先生一个斋主的名称:“何妨一下楼主人”。说的是闻先生总不下楼。正是因为他如此的认真和严谨的治学态度,以致在异常艰苦的条件下,闻一多1944年还完成了学术专著《楚辞校补》,出版后被学术界公认为文献研究中的力作,其精神实在令人敬佩。

  治印名噪一时要做个旧世界的叛徒

  闻一多治印

  沈从文:小学没毕业的大教授

  1938年11月,西南联大做出了一个引起震动的决定:聘请36岁的作家沈从文为教授。

  西南联大的教员集中了当时全国学界精英,留学欧美名校、获得博士、硕士学位归来的教师数不胜数。没有高层次学位者大多也是北大、清华等国内顶级学府毕业,并且已经在学术界取得显赫成就的人。而这位沈从文,论学历,小学没毕业;论学术研究成绩,他是作家,不是学者,没有任何学术著作。

  沈从文

  在学术界毫无过人之处的沈从文到联大任教授,这种不拘一格的做法激起一些教授的抵触乃至愤怒,态度最激烈的是今天有“国学大师”之誉的著名学者刘文典。

  刘文典精研传统文化,尤其是《庄子》,他说自古以来只有两个半人懂庄子,一个是庄子自己,另一个他没说,半个则是他刘大教授。

  刘文典看不起新文学。在他眼里,现代白话文学浅薄粗糙不堪,有何研究价值?而这个沈从文连对白话文学的研究都没有,只是个写小说的作家。与被他瞧不起的沈从文同为教授,他十分不平,觉得跌了身价。

  刘文典公开质问:“他沈从文有什么资格当教授?要讲教授嘛,陈寅恪可以一块钱,我刘文典一毛钱,沈从文那教授只能值一分钱。”

  昆明空袭警报频繁拉响之时,刘文典和学生一起护卫着大学者陈寅恪离开教室,看到沈从文也匆匆跑出,他当众大骂:“我被炸死了,就没人给学生讲庄子了,你沈从文跑什么跑?”一贯自称“乡下人”的沈从文心灵敏感,面对前辈刘文典的屡屡粗暴伤害,他一言不发,只是认真讲授他的写作课,可他的湖南方言又时常让学生不知其所云,但他还是培养出了和他的风格一脉相承、后来被称为“最后一个京派作家”的著名小说家汪曾祺。

  沈从文今天在文学圈的最大传奇也是最大遗憾是:1988年,瑞典皇家文学院已议定,该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中国作家沈从文。可是在这一年5月,86岁高龄的沈从文辞世了,而诺贝尔文学奖只颁给活着的作家。

  沈从文(1902-1988)现代著名作家、历史文物研究家、京派小说代表人物

  “要是沈从文那个时候还活着,活到10月份就肯定会得奖。沈从文的去世对我来说是最遗憾的事情。”诺贝尔文学奖评委、瑞典皇家文学院院士马悦然2005年在北京伤感地说。这一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由埃及的马哈富兹顶了沈从文的缺。

  联大校方不拘一格,顶住压力,坚持给了沈从文教授职位,让一位杰出的文学家在年轻时候就获得了应有的地位,让人感佩。

  刘文典:张狂不羁引风波

  张狂不羁的刘文典在联大也引起过风波:1943年,联大中文系代主任闻一多拒不发放他的教授聘书,将他解聘。

  事情的起因主要是刘文典擅自离校,到云南南部普洱县的磨黑呆了半年。他到磨黑,是因为他嗜食鸦片,而磨黑产上好鸦片,在当地学校和乡绅的邀请下,他跟联大常委蒋梦麟等少数人打了个口头招呼,就丢下联大课程一去半年。

  刘文典平时上课,都是边吸鸦片边讲,旁边校方还安排一个杂役提着茶壶随时为他加水。这种做派本已令师生议论纷纷,这次又为了鸦片而旷教半年之久,影响更坏。

  刘文典(1889~1958),安徽合肥人。祖籍怀宁县。历任北京大学教授、安徽大学校长、清华大学国文系主任。1938年到昆明,先后在西南联大、云南大学任教。

  时任中文系代主任的闻一多坚决主张不再聘用,著名语言学家王力为他讲情,说老先生从北平随校南迁,还是爱国的。闻一多发怒道:“难道不当汉奸就可以擅离职守,不负教学责任吗?”

  连蒋介石都不放在眼里的刘文典哪肯咽下这口气,他一回昆明就赶到北郊司家营找到闻一多论理,两人情绪冲动,争吵汹汹,在场的朱自清极力劝解。

  因为闻一多寸步不让,加上刘文典平时经常公开嘲笑同事学问差,得罪了很多人,舆论形势对他很不利。最后,刘文典恨恨去了同在昆明的由著名数学家、教育家熊庆来执掌的云南大学,任云大中文系教授,直到1958年去世。

  那时代教授可以自由流动,只要你真有学问才华,自有学府礼聘,而没有编制、档案、组织关系之类的羁绊约束。这也是知识分子能张扬个性的条件。

  钱锺书:年轻辈里“人之龙”

  刘文典是资深教授,而在后起之秀里,同样有一位狂人,也是在不愉快中离开了西南联大。他就是今天人称“文化昆仑”的钱锺书。

  钱锺书任西南联大外文系副教授时只有28岁,却已经名满学界。他的老师吴宓说,在老一辈学者里最强的是陈寅恪,年轻一辈里的“人之龙”就是钱锺书。钱锺书讲课常穿一套淡咖啡色西装,或者藏青色礼服,风度潇洒。他讲课只用英语,不用汉语,也从不提问,让学生既倾倒又轻松。

  钱钟书(1910―1998)现代著名作家、文学研究家

  但到1939年夏,钱锺书就离开了联大,改任蓝田国立师范学院教授。他离开的原因,学界一般认为是他心高气傲,口无遮拦,时常伤人,人际关系恶化。比如他曾这样批评联大外文系:“西南联大的外文系根本不行,叶公超太懒,吴宓太笨,陈福田太俗。”这三人中,陈福田当时是系主任,叶公超后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而吴宓则是他的恩师,都是名重一时的著名学问家。

  这段刻薄的评论流传甚广,但到20世纪90年代,钱锺书夫人杨绛专文辟谣,声称绝无此事。

  另外的原因是,联大原拟聘其为教授,最后只聘了个副教授,钱锺书心里不快,不愿久留;再加上当时他父亲钱基博在湖南蓝田国立师范学院任教,希望儿子来照顾自己。

  杨振宁:联大学生多“狂生”

  杨振宁物理学家华人诺贝尔奖得主之一

  知识分子的自我意识极强,因此容易文人相轻。被西方人称为“中国20世纪上半叶唯—一个真正的哲学家”的联大文学院长冯友兰,同样在课堂上臧否人物。他“攻击”的对象是胡适,说:“胡适到1927年就完了,以后再没有东西了,也没起多大的作用。”

  胡适本被定为西南联大文学院长,只是旋即出任中国驻美大使,因此没有在西南联大留下足迹。

  这些大师间的纠葛,也许是当事人的烦心事,但流传至今,已成可以津津乐道的趣闻。

  联大学生里同样“狂徒”多多,比如今天已看不出丝毫狂傲、对人谦恭有礼的前辈泰斗杨振宁,在当时也不是一般的狂。